明末清初的释道忞

    明末清初的中国,天崩地解。甲申之变,庚寅之劫,使中国历史上又进入一个多事之秋。文人士大夫们各择其道,各行其路:或隐于山林,或遁于空门,或抗节不屈,或归顺新朝。其时,吾潮有位著名和尚释道忞受清世祖顺治帝之召进京,演法于内廷,在海内名重一时。
 
     释道忞(1595—1674),俗姓林,名莅,字木陈,号山翁、梦隐,潮州人氏,少年时于乡里便有艺名。弃诸生,20岁入庐山“开先寺”剃度出家,受戒于憨山德清。不知何故,不久便还俗回家,结婚生子后又再度离家重入“开先寺”,后得法于天童寺释密云,继席三载,退居于兹邑之五磊,迁台之广润,越之能仁,吴兴之道场,青州之法庆。后来又因众请,再往天童寺。当崇祯帝于紫禁城外的煤山自缢身亡,多尔衮率清兵进占北京,明王朝灰飞烟灭之时,面对山河破碎,异族入侵,其时道忞所作诗文颇有怀念故国之情。
 
     道忞和尚精于禅理,明亡时开法于天台。顺治十六年,释道忞奉召进京,清世祖赐号“弘觉禅师”。对如此的极高礼遇,道忞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他当面吹捧清世祖为光显吾宗的佛心天子,深得世祖的欢心。顺治曾对道忞说,朕前身一定是佛家弟子,所以一到佛寺,看见僧家的明窗净几,就不想回皇宫了。不久,道忞南还,并俨然以一位归田的新贵自居,盛气凌人,气焰甚为嚣张。据载,当年南归时,舟船所到之处,瞻敬、皈衣者如市。
 
     道忞精于书法,时人称其落笔有颜筋柳骨,笔力洞达,神气清健,意态雍容,温雅和穆。顺治称赞他的楷书字画圆动,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顺治帝曾问他:“老和尚楷书曾学过什么帖?”答曰:“初学《黄庭》,不就;继学《遗教经》,后临《夫子庙堂碑》。由于不能专心致志而无成。字在胸往往落笔即点画走窜。”当时著名的担当和尚甚至称他为“僧中王右军”。由此可见其书艺水平之高。
 
     释道忞禅师在与传教士汤若望争夺顺治皇帝的信仰上,最终以汤若望的失败而告终。汤若望是一位传教士,生于德国科隆一个贵族家庭,在天文学历法和数学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大明王朝末年,受葡萄牙政府的派遣前来中国传教,他借着为崇祯皇帝护送大炮轰努尔哈赤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并为崇祯修历,但新的历书尚未颁布,明王朝已一命呜呼。清兵入关后,汤若望不与其他传教士南逃,反而将《西洋新法历书》和一些最为先进的天文仪器呈献给摄政王多尔衮,从而受到清王朝的器重。汤若望是一位有头脑的政治传教士,他利用多种机会接近皇帝,并博得皇帝的好感。顺治八年,汤若望一日之内连拜三职,从四品升为三品,两年后顺治帝又特赐“通玄教师”,再一年,吏部授予汤若望一品文官的顶戴花翎,并以诰命册封三代。由此可见汤若望在顺治朝的显赫地位。当时教会的人不理解他为何如此受皇帝的宠爱,甚至怀疑、指责他丧失立场、不务正业、贪图荣华富贵。然而,顺治帝自召著名禅师释道忞进京后,道忞像磁铁一样紧紧将皇帝吸引住。尽管顺治帝在童年时受到汤若望的影响极大,但他在接触道忞禅师后,没有选择天主教,却彻底地转向佛教和禅宗,甚至最后连皇帝的位置都不要了,把头发也剃掉了,可见道忞的影响力之大。这是顺治年间一件震惊朝野、扑朔迷离的大事。
 
     学者王鲁湘在谈到道忞的胜利和汤若望的失败时,有过这样的分析:汤若望作为一名传教士,他的所谓“外学”只能是谈一些天文历法,但在古代,天文历法是国事,不能随便私下谈论,而释道忞这位禅师,他是以中国的儒学作为他“外学”,诗词歌赋无所不精,无所不晓。皇帝欣赏他的书法,又倾听他的禅理。两人住在庙里的时候,还一块比较、探讨《西厢记》,让和尚们朗读唐诗宋词给他听,这些都让汤若望望尘莫及。汤若望虽然很中国化,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但他并不了解中国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的核心。作为一名传教士他显然比不上一位本土的禅师。
 
     雍正年间,道忞禅师因在一些著述中泄露了清廷禁事,受到了清廷的严厉谴责,被斥为“宗门罪人”,著述也遭到禁毁,79岁那年,郁郁示寂。一生中著有《道忞集》、《布水台集》、《北游草》等。由于气节的问题,特别是当了政治和尚后,欺压明朝遗民,故为时流所鄙,后代粤人的著述甚少提及他。
 

作者: 
谢佳华
来源: 
汕头日报(2011.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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