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大家曾习经

    清末潮人在朝内当大官者,曾习经应是为数不多的京官之一。曾习经生于同治六年,卒于民国15年(1867——1926)。享年60岁,字刚甫,揭阳棉湖人。晚号蛰庵、湖民。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初任户部主事,官至度支部右丞,兼任法律馆协修、大清银行监督、税务处提调、印刷局总办等职,最后在清帝逊位前一日辞官。
 
     曾习经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极为动荡的非常时期,朝政日非,外患内忧,江河日下,一生经历了中法战争、甲午海战、百日维新、八国联军入侵,晚年又逢戊戍变法、辛亥革命。
 
     曾习经是一介文人,作为科班出生,他的忠君思想不折不扣,封建士大夫的“节操”深深植根于头脑中。清朝灭亡后,曾习经宁当遗民也不作贰臣,不事二主。正如其对家人所言:“余受朝廷厚恩,兼任教职,能于国变之先引去,大节无亏,差可自慰,节操二字不可不慎也”。1913年,袁世凯为网罗人才,拟请曾习经出任财政部长之职,被辞,又拟请为广东省长,又被辞。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时期,曾习经独善其身,退出京师后,以自己一生的积俸到直隶宁河杨漕(今天津)购地筑舍,躬耕陇亩,自号“蛰庵居士”,过起了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自得其乐,如其诗云:“二亩田庐草草成,略无轩槛足幽情”。
 
     曾习经在走上仕途道路之前,已有诗名,平生熟读经、史、子、集。其时在当时诗界就评价甚高,将他与黄遵宪、丘逢甲、丁叔雅合称为“岭东四诗家”。作为一位诗人,曾习经的诗真实地记载了近代史中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真情实感抒发了他在不同时期的生活感受和精神情操。
 
     晚年的曾习经与家人居杨漕,耕田牧牛,过起了陶渊明式的半隐居生活,其诗风也为之一变。这一时期的田园杂诗平淡而真实:“蛙声阁阁水平畦,粳稻初秧绿渐齐。雨后斜阳红较好,下船摇曳过河西”。归田的生活跃然纸上。曾习经虽然远离喧嚣的京师,但他毕竟当过清宫的官宦,虽为遗民,退居江湖却仍关心时局变化:“平生久惯江湖味,却又关心早晚潮”。由于杨漕的田地系盐碱地,不堪耕种,又田不逢岁,晚年的生活越来越拮据,只能变卖平生收藏的字画、藏品以度日。但他乐观豁达,终日酬唱吟哦。
 
     曾习经的书法,深受其时倡碑的影响,博取众家之长。清朝自乾嘉以来,碑学理论深入人心,至清末碑派书法一统天下,学南北朝碑版、墓志成一时之时尚,曾习经书法以北齐泰山石经。隋龙藏碑、张黑女碑等为宗,又掺以六朝碑版,墓志,以至二爨、汉隶。故其书风稳重、厚朴。其小楷则劲健、古意盎然。由于一生基本生活在北方,其书迹鲜见于潮汕地区。
 
     曾习经的思想无疑是保守的,但本份尽职,是一位精通财政的经济专家。但本质却是诗人,无论悲伤国运、怀念师友、评议朝政、桃李春风、江湖夜雨,都寄情诗词,以诗词发泄内心世界。他同情维新,与维新人物过从甚密,但由于其思想、性格等原因,他不可能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一样敢于参与维新变法,只能在诗词中表露出自己的爱国忧时和悲愤苍凉。曾习经一生清廉,虽久居京师,但从无置房产,京师宣南丞相胡同潮州馆是他的落脚点,也是人生最后的驿站。当他最后在潮州馆中黯然谢世的时候,身无分文,由梁启超和叶恭绰为他治丧。梁启超有联挽之:“不食民国粒粟,不染清官点尘,关节耐岁寒,故都遗老一人而已;忆与孺博联诗,忆与孝通载酒,交期数泉路,少年同学逝者如斯”。可谓对其人生、人品的高度概括。
 

作者: 
谢佳华
来源: 
汕头日报(201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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