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历代先贤选述:唐代概述

    据大量的考古文物证明,今天的潮汕地区,在远古时代已有古人类在活动。而且,古代郡县建置也较早。秦、汉年间已有揭阳县之称,晋置义安郡,隋置潮州。但由于地理位置僻处岭南,远离中州,限山迫海,所以开发并不早。直到唐代,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荒凉落后状态,常被目为“蛮荒瘴疠”之区,以至成为谪宦逐客之地。有唐一代先后被贬来潮的中央级官吏就有张玄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刘暹、洪圭、李宿、韩愈、李宗闵、杨嗣复、李德裕等。一如韩愈所云:“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
   这么多大官员贬潮,确曾为潮州带来某些生气。特别是常衮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贬为潮州刺史,“兴学教士,潮俗为之丕变”。40年后,韩愈贬潮,请赵德出来主持州学事,更使潮州儒学有了一次长足的进展。但此后直至五代,仍然与韩愈来潮前的“方舆未见载人物”的情况可说是毫无二致。为此,经唐之世,颇可闻知于后代的当地名贤,如唐初的陈政、陈元光父子,中唐的大颠、赵德,就如凤毛麟角,很少见于史志。
   我们知道,唐代的佛教是十分盛行的。耐人寻味的是,僻处海隅的潮州一地,佛教盛行之况几不亚于中州。开元寺的兴建就是生动的一例。而且,出现了不少高僧。首先是作为大颠等人的师父惠照。惠照是六祖惠能的弟子,对南宗教义很有研究,也很有文墨。他在潮阳西岩修道,颇有些名气。除大颠外,药山、惟俨等都是他的高徒。大颠的高足更多。如三平、本空,,本生等等,都是道行高深的和尚。唐代的潮州,佛门比儒家要昌盛多了。
 
     ■ 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 
 
   陈元光是唐代高宗时的平蛮名将,平定潮州、开发漳州的政治家,也是一位颇有艺术造诣的诗人。他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卒于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字廷炬,号龙湖。
   据清道光年间的阮元《广东通志•陈元光传》所载,陈元光是揭阳人,先世家颍川,祖父名洪,任义安丞,因而留家揭阳。阮元还注明其史料来源是嘉靖年间黄佐的《广东通志》。清顺治《潮州府志》,乾隆《揭阳县志》对陈元光的籍贯,也有类似记载。但《光州志》却载陈元光为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县)固始人;而明万历《漳州府志》则载:“其先河东人,后家于光州固始县。”唐林宝《元和姓纂》和宋朱翌《威惠庙记》都说元光是“河东人”。河东,应是黄河河套以东,即山西省。《漳州府志》又载,陈元光之祖母魏氏夫人与元光之父陈政屯兵云霄,曾渡绥安溪,捧清水而饮,并深情地说:“此水如上党之清漳。”以此证魏氏为山西上党人。近年又有学者论证了元光之母是代北鲜卑族人,姓吐万氏。父族也可能是出自鲜卑复姓候莫陈氏,得出了陈元光祖上是由代北进入中原,又由中原移居岭南的。不管陈氏先世是颍川,还是河东(山西),是光州固始还是代北鲜卑,陈元光的祖辈因在隋朝时任义安丞而留家揭阳,所以元光是揭阳人这一说法却是较为一致的。不过,揭阳乃秦汉建置,唐时并无此称。倒是《威惠庙记》上在“河东人”之后,又补有“家于漳之溪口”的记载。这似应是闽南的九龙江一带。当然,从其地为古揭阳辖地,后又为潮州辖地这一角度来看,说陈元光为揭阳人,即使有沾光名人之嫌,也还不至于毫无依据。
   有的著述称陈政、陈元光父子因为武功显著,久任岭南行军总管,但据有关学者考证,这似属后人臆造。据所考,陈政只是广州扬威府属下的归德将军,他拥有私人武装,“刚果敢为,谋猷克慎”,被当地百姓拥为地方首领。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潮州一带“蛮僚”在苗自成、雷万兴的带领下,聚众“啸乱”。朝廷派陈政率领部曲到旧绥安县地代替原来镇将负责防戍。但由于兵马不多,只能“与贼势相持”。一段时间后,建寨于柳营江之西,“恩威并著,土黎附焉”。继而“移镇漳浦以拒潮寇,阻盘陀诸山为塞”。然后立屯于梁山之南。贼众不敌,逃入丛林深谷之中。于是招募民兵,“得五十八姓,徙云霄地,听自垦田,共为声援”。
   关于陈政所率领的部队,向来的说法是从中州所带5600名府兵。陈政陷入困境,退守九龙江之后,上表请援。于是朝廷令其二兄陈敏、陈敷急率所部军校共计58姓,南下增援。二位兄长至浙江患病身亡,由陈政之母魏氏坚毅地带领部队直取闽南。这就是说,陈政及其二位兄长先后从河南或山西带领府兵浩浩荡荡由浙人闽抵潮,论者或认为这似不太可信。但参诸前朝,征南大军从中州不远数千里,浩浩荡荡,跨江越岭的却又不乏其例,秦朝如此,汉朝也如此。而且,唐初潮州一带人口稀少,不可能就地招募到那么一支陈氏大部队。《威惠庙记》还有“王(按:陈元光)以布衣乞兵,遂平潮州”的记载,可见陈元光并非拥有私家兵由潮入闽。所以陈政及其二位兄长的部队是就地招募,还是从中州南下,还不可遽断。很可能是兼而有之。
   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陈政战死,年仅21岁的陈元光代领父众,任怀化大将军(或说玉铃卫左郎将)。由于他从15岁开始,随父长期征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又英勇善战,部众主要是久居潮州一带(含潮州所属闽南地区)的府兵和招募之兵,适应闽粤气候,熟悉闽粤地理,故能战胜强敌。“潮州刺史常怀德甚倚重之”;仪凤中,崖山(广西宣山县东南)“剧盗”陈谦攻陷罔州(今新会),“遍掠岭左,闽粤惊扰”。当时开国元勋高士廉之孙高碇嗣封申国公,左迁循州司马,受命征讨陈谦。永隆二年(公元681年),陈谦攻南海,潮州“蛮寇”又乘机“啸乱”,陷潮阳,逼海阳。高碇“乃令元光击降潮州盗”。陈元光即从九龙江移镇漳浦,在盘陀岭建立营寨,然后“提兵深入,伐山开道,潜袭寇垒,俘馘(音国,古代战时杀敌割左耳计功)万计”。他从潮州直至循州(龙川),经大小数百战,终迫使“啸乱”“蛮寇”投降,平息了东南海疆的“蛮乱”。他的部将许天正有一首《平潮寇》诗,是和他的原诗的。原诗虽亡佚,但和诗尚存,颇可见当年平蛮战况:“抱磴从天上,驱车返岭东。气昂无丑虏,策妙诎群雄。飞絮随风散,余氛晌日熔。长戈收百甲,聚骑破千重。落剑惟戎首,游绳系协从。四野无坚壁,群生未化融。龙湖膏泽下,早晚偏(同遍)枯穷。”应该说,陈政、陈元光父子,特别是陈元光率领以南下府兵为骨干的武装,通过长期卓绝的军事斗争,辅以招抚的政治手段:“落剑惟戎首,游绳系协从”,终于击败了“蛮僚”的一次次反抗,实现了闽南、岭东的社会安定,这是顺应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的。   
   在此基础上,陈元光于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奏请于泉州、潮州之间,设置漳州。当时从潮州所辖地划出的有现诏安县之东北的云霄、漳浦、龙溪等县。陈元光被任命为首任漳州刺史,并晋封为“中郎将右鹰扬卫率府怀化大将军”。他心力并耗,孜孜求治,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融合,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如在军队中实行且耕且守制度,巩固地方秩序,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对“诸蛮”人民则采取招抚办法,并在九龙江畔建立“唐化里”,让“诸蛮”自治,不向其征收田赋,不要其服兵役等。经过25年的努力,终将一个争战不断、荒芜落后的泉潮边区建设成为有一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州郡。真所谓“人物幅辏,文化渐开,帆舶如云,鱼盐成阜”。同时,陈元光还在州治四境建立行台,随时巡察,以确保境内安宁。其部将丁儒有诗云:“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烽火无传警,江山已净尘。天开一岁暖,花发四时春。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追随情语好,问馈几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足可见当时人民安居乐业,而且蛮汉之间相安无事,友善往来。
   可惜的是,到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蛮僚”首领雷万兴、苗自成的儿子纠集党羽,再度于潮卅作乱,陈元光应请亲率轻骑赴潮讨伐。不料为蛮将蓝奉高刃伤,殁于军中。后葬于绥安。消息传开,元光部属及漳潮百姓为之哀号送葬。朝廷也诏赠豹韬卫镇军大将军。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追赠颍川侯,赐彤弓二,缢惠毅。后又诏立庙,赐乐器祭器,建”盛德世祀”牌坊。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敕将元光墓迁九龙里高坡山,春秋享祀。陈元光不愧是平定潮州,开创漳州的元勋。他被民间尊称为“开漳圣王”,受到人民的永久崇敬纪念。其子陈垧,曾官至翰林承旨直学士,后回漳主政,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亲率武勇夜袭巢峒,斩杀蓝奉高,并俘余党。他治漳20余年,“剪除顽梗,训诲士民,泽洽化行”。元光之孙陈酆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为州刺史,在任29年,也一州安宁无事,卒后其子陈谟又继理州事。
   陈元光还是一名诗人,其遗存诗作有五言、七言排律诗50首。其中见于《龙湖集》的有48首,另有2首收在《漳州府志》等志书中。收录于《全唐诗》和《全唐诗外编》的有7首。这些诗篇,展现了陈元光率领士众浴血奋战,开拓东南海疆的艰难历程,描绘了一幅幅唐初泉潮边区的社会经济和民情风俗的画卷,既是他一生平潮开漳勋业的缩影,也是他的思想情操的集中反映。
   由于陈元光自少年时期即开始随父从军,转战于泉潮沿海边陲,所以他的诗歌有很大比重取材于平定“蛮乱”的戎马生涯。这方面,有反映征战之频繁,鏖战之残酷的“龙湖三五夜,綮戟四回轮”,“四顾伤为荆莽垧”,“俄然戎丑万交横”;有反映驰骋沙场之激越情怀和大将风度之闲情逸致的“马鬣嘶风耸,龙旗闪电临”,“楼船摇月鉴,阁鼓肃冰壶”,“地险行台壮,天清景幕新”;还有奇兵夜袭的战斗场面的生动描绘:“薄暮天为阴,衔枚肃我旅。一火空巢窝,群凶相藉死”;以及奏凯而归的豪迈气概的感情流露:“火烈消穷北,呈祥应岁东。朝端张孝友,炮鳖待元戎。”
   作为一地政治家,陈元光的诗歌有关勤于职守,忠孝俭朴,清廉律己的题材更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他的涛篇中诸如“浩敕常佩吟,酒色难湎惑”,“忠勤非一日,箴训要三拈”,“朝暾催上道,兔魄欲西沉”,“万古清漳水,居官显孝廉”,“寅协无他式,清勤慎不矜”等的表述比比皆是。而诸如“宣威雄剑鼓,导化动琴樽”,“勤学劝生儒”,“民风移丑陋,士俗转酝醇”,“南薰阜物华,南僚俨庭实”,“野女妍堆髻,山僚醉倒壶”,“年康收筐文,庭实陈秋荻”,“农效十岁丰,师阃和民悦”等等或歌吟教化易俗,艰难创业,或咏唱年丰物阜,人民欢乐,都足可看出他对自己的治绩的满意,沾沾自喜之情溢于言表。
   有的诗评家指出,陈元光的诗歌既不同于西北边塞诗的粗犷、豪放,也不同于一般南国诗歌的绮丽婉约,而是融南北诗歌风格于一炉,形成了俊健清丽的独特艺术风格。这一评价颇为精当。这正是陈元光诗歌创作的卓有成就之处。试以《晚春旋漳会酌》为例:
    
   帝德符三极,皇风振四夷。
   将轺春暮饮,士卒岭南驰。
   马啸腥风远,兵歌暖日怡。
   妖云驱屏迹,芳卉媚迎诗。
   拍掌横弓槊,徘徊索酒卮。
   阴崖窜蛇豕,暗笑使君迷。
    
   诗中所抒发的,既有弭兵之暇的闲情逸致,也有厉兵秣马以防不测的居安思危,更有拓地垦屯,开发南疆的雄心壮志,让残酷的战斗场面与如画的南国风光,让封疆大吏特有的负重之感与胜利的喜悦之情和谐地融合起来,形成了刚柔相济的意境,的确很有特色。
    “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在封建王朝官修史书上,陈元光名不列传,但漳潮一带以至台湾民间都广为建祠立庙。这就是说,千秋功过,自有人民给予公正的评说。
 
     ■ 话说大颠 
 
   韩愈贬潮,结识了一儒一僧。儒为赵德;僧为大颠。大颠生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卒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俗姓陈,或说姓杨。讳宝通,大颠是其自起的法号。祖籍颍川,出生于潮州。
 
   大颠幼年即心远尘俗,志慕云林。大历年间,与药山、惟俨同抵潮阳城西郊海潮岩(即西岩)拜惠照和尚为师。惠照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怀让的弟子,《传灯录》称神照。慧能受法后居韶州曹溪山宝林寺,创立曹溪派系,成为南宗之祖。此派对《般若菠萝密多心经》钻研颇深。惠照精持戒律,博通词翰。唐武宗时宰相李绅曾为他的石室题铭:“曹溪实归,般若观妙。体是宗极,湛乎返照。”评价很高。大颠在西岩削发受戒,从惠照处获益不少。接着,他又游学到南岳参拜石头希迁禅师。希迁是慧能另一弟子吉原行思的弟子,与惠照可说是同为六祖的谪传徒孙。《传灯录》上对大颠参见希迁有一段颇为生动的记述:一见面,希迁问道:“何为汝心?”
   大颠道:“言语者是。”所答不当,当即被希迁喝退。十多天后,大颠又前往参见希迁,问道:“除言语外,何者是心?”
   希迁答道:“除却扬眉瞬目,将心来。”
   颠道:“无心可将来。”希迁道:“原来有心,何言无心,无心尽同谤。”大颠顿悟。
   过了一会儿,希迁又问道:“何者是禅?”
   大颠答道:“扬眉瞬目。”
   希迁道:“除却扬眉瞬目外,将汝本来面目呈看。”
   大颠道:“请和尚除扬眉瞬目外鉴。”
   希迁道:“我除竟。”
   大颠道:“将呈了也。”
   希迁道:“汝既将呈,我心如何?”
   大颠道:“不异。”
   希迁道:“不关汝事。”
   大颠道:“本无物。”
   希迁道:“汝也无物。”
   大颠道:“既无物,即真物。”
   希迁道:“真物不可得,汝心见量意旨如此,大须护持。”
   禅宗南宗认为“若得无心,便是究竟。”“但得无心,诸缘顿息。”慧能名偈“菩提本非树,明窗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最高概括。大颠与希迁的对答,不管多么风趣高雅,多么玄妙莫测,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大颠的对答,终于符合希迁旨意,因而要他“护持”。
   大颠师事希迁之后,更加机辩无滞,还学到了希迁的大无畏法。曹溪派系以参禅为主,讲悟性,倡心修,追求见性成佛境界。大颠正是从希迁处尽得曹溪真传。贞元初,他回到广东罗浮山瀑布岩,常寂然晏坐终日。有一次,御史张远凡上山游览,大颠兀自打坐,不参不迎。张远凡大怒,抽出佩刀要杀他。他竟伸长脖子,一无畏惧地说:“若中丞杀我,是前身与你有仇,今得报应。不然,你今天杀我,将来也要得到报应的。”张远凡自觉惭愧,收起佩刀,向大颠赔礼。
   此后,大颠返回潮州,先后游历惠来的庄严禅寺,普宁的马嘶岩、洪山岩,潮阳的双髻岩、马岩。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大颠率门人善觉、玄应、智高等数十人到潮阳东山开辟白牛岩,斩伐榛莽,筑庵修禅。远近各地闻知前往拜师者越来越多。白牛岩容纳不了众多徒众,大颠便于贞元七年(公元791年)择址于龙山湾幽岭下,创建灵山寺。灵山寺创建后,前往聆听传法者往往多达千余人。他大动禅兴,训导徒众,说:“学道人须识自家本心,将心相示,方可见道。”“此心即佛,不待修治。何以故?应机随照,冷冷自用,穷其用处,了不可得,唤作妙用,乃是本心,切须护持,不可容易。”
   灵山寺创建28年后,韩愈被贬到潮州任刺史。当年大颠已届89岁高龄。韩愈到任后,获悉大颠高名,连修三书请大颠到潮州城会晤;不久,韩愈移任袁州,离任前到潮阳祭大湖神,又亲自到灵山探访大颠,向他辞行,并赠他官袍留念。这一段千秋佳话,却又引出了一宗历史公案。首先,关于韩愈与大颠连修三书事,就一直争论不清。欧阳修、朱熹等认为是真,苏轼、杨慎、陈澧等断定是伪。韩愈与大颠的交往,更是历代聚讼纷纭。有的说这是韩愈向佛教妥协投降;有的说这是韩愈前后矛盾,不可思议;有的说这是韩愈纯属爱才之举;有的说这是韩愈反佛所采取的新的策略。
   其实,韩愈当年已对此自行作了解释。他在《与孟尚书书》中说得十分明确:
    
   来文云:有传愈近少信释氏。此传者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按韩愈的解释,他结交大颠,一是因为远方没有可与交谈的人;二是难得大颠是个聪明人,识道理,且放荡不羁,能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并说明这是人之常情,不是崇信佛法。大颠所识的道理,应该是包含着儒学的禅宗理论。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已曾指出:“所谓道理,当然是儒家的道理。佛徒谈儒道,自然是颇为聪明。”高僧谈佛道,还算什么聪明?禅宗是儒学化了的中国佛教,大颠属禅宗,当然与韩愈有共同语言。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题大颠堂壁》诗中,大惑不解地说:“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这是不询禅宗教义所致。
   孟简的《大颠别传》和被认为是现存的早期禅宗史书最古本的《祖堂集》都有关于韩愈与大颠的谈话记录。这里聊摘一段:
   愈: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流人中国,汉宋陈魏,事佛弥谨而莫不夭且乱也。
   颠:佛者,天下之大器也,其言则幽明性命之理,其教则舍恶而趋善,去伪而存真。
   愈:佛者,不谈先王之法,而妄倡乎轮回生死之说,身不践仁义忠信之行,而造乎报应轮回祸福之故,使其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贼先王之道。
   颠:心地无非,佛之常乐。如孔子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佛之与人子言,必依于孝;与人臣言,必依于忠。此众人所共守之言也。
   这里,韩愈与大颠的“与之语”,不能不说是儒、释(禅宗)思想的一次实质性交流。大颠大谈儒道,韩愈则大动禅兴。不管其交谈内容的可信性如何,却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儒道与禅理实有不少交汇融通之处。黄雨先生在《留衣亭》诗中有“释氏儒家一法门”之句,确是一语中的。
   大颠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历代对其评议者众,不时有所提及的就更多了。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就十分推崇地说:“有若大颠者,高材能动人。”为他撰传的也不乏其人。除前面所说孟简外,还有元代僧人了性,明代浙江提学林大春等,都分别撰写了《大颠传》。民间还流传了不少诸如“土坑拔木”、“袖影化田”等有关他的法力神功的故事。历代朝廷也对他很为器重。早在他圆寂前二年的长庆二年,唐穆宗就赐额灵山寺为“护国禅寺”。祥符三年(1012年),宋真宗赐给禅寺新译第一部藏经278卷;天圣七年(1029年),宋仁宗诏改称灵山寺为“开善禅院”。
   大颠是一位在岭南佛教史上很有影响的高僧。{电精心钻研佛经,成为唐代佛教曹溪派系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著有《般若菠萝密多心经义释》和《金刚经义释》;又自编了《金刚经》1500卷,《法华》、《维摩》各30部藏诸山中。可惜现除《般若菠萝密多心经义释》存有日本续藏经本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外,余均已佚失。大颠还为我们留下了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颠墓塔。据林大春《大颠传》所载,唐末修葺大颠墓,“骨髀尽化,惟舌根尚存如生”;宋至道年间乡人又开墓视之,"惟古镜一圆而已,乃叠石藏之如故”。故世称墓塔为舌境塔。
 
     ■ 兴文立教说赵德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被处死,幸裴度、崔群出面求情,稍息帝怒,遂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八月(实为七月)居潮万古名”,短短的时间里,的确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则是振兴州学,促进潮州一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这一实绩,完全是得力于他任用了当地贤士赵德出来主持州学大事。赵德也因而被列为潮州唐宋八贤之首。
   赵德,号天水先生,海阳(今潮安)人。生卒年未可考。或推断为天宝年间出世,或估计是大历年间诞生。其科名,更是历代众说纷纭,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上首先称他为进士。《海阳县志》更明确地说是大历十三年进土,比韩愈还要早登第14年。但韩愈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却称赵德为秀才。据考,开元二十四年虽复开秀才科,但30年一直无及第者,从而废绝。秀才应是有学问的士子的通称。韩愈说得很明白:“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数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或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学从尔!”这就是说,潮州由于州学荒废多时,致令100多年来没有人被推荐入京应试,考取进士或明经,贡献于朝廷。官吏不教,后生不学,不劝忠孝,不懂礼乐。看来,赵德曾经进士及第之说,似不太可信。清代李勋已持否定态度,近人否定者也颇多。
   但不管如何,赵德是个有学识,有修养,有才干的俊彦,是个受过儒家正统教育的饱学之士,这却是对其科名持不同结论者的共同看法。当年,韩愈就已对他十分赏识,称道他沉雅专静,通识儒家经典,有文章著述,还熟知先王之道,排斥异端,尊宗孔子,完全可以当一地名师。为此,毅然举荐他代理海阳县尉,任州衙推官,专门主持潮州学政,以督导生徒,以兴和乐孝悌之风。
   我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
   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余。
   不谓小郭中,有子可与娱。
   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
   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
   及我迁宜春,意欲携以俱。
   在这首《别赵子》诗中,韩愈充分表达了在此远离京华之小郭(即小廓、小城廓)中,意外地结识赵德而高兴万分的心情,认为赵德是一位心气平和,品格高尚的人,而且通晓《诗经》、《尚书》,简直就是南海边上的一颗明月之珠。因而在调任袁州之时,还想携带其同往。
   由于文献资料之不足,我们未能直接从赵德的诗文中领略其风采,还是韩愈的《别赵子》一诗为赵德抒发了心声:
   摆头笑且言:我岂不足欤?
   又奚为于北,往来以纷如?
   海中诸山中,幽子颇不无。
   相期风涛观,已久不可渝。
   又尝疑龙虾,果谁雄牙须?
   蚌赢鱼鳖虫,瞿瞿以狙狙。
   识一已忘十,大同细自殊。
   欲一穷究之,时岁屡谢除。
   今子南且北,岂非亦有图?
   人心未尝同,不可一理区。
   宜各从所务,未用相贤愚。
   这是针对韩愈欲邀赵德北往,赵德所作的答复:他笑着摇头,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我又何必奔波于南北之间,自寻烦恼呢?我早已与海岛中诸多隐士相约同观风涛,不可失信。还有,龙与虾究竟谁的牙和须更长些;海中物类繁多,无法一一辨识,只知它们互相窥伺,纷争不已。大同而小异呵,很想一一研探清楚,但岁月流逝,不易遂愿。现在,你韩先生要北上,岂不是已另有所就了吗?人各有志,随意行事好了,不必拘泥于同一道理,不必计较准贤谁愚而争论不休。
   多么洒脱,多么放逸!林大钦在《潮州八贤》文中,称赞他“卓然有信,不为时俗所移,其天资可谓刚直不群”,的确是入木三分。
   如前所述,韩愈刺潮之功,首推倡学。但其治潮仅7个月,不可能彻底履行兴学大计,赵德之不愿随同此行,除有其隐者之托辞外,应不排除欲将乡校进一步办好,以报韩愈知遇之恩,完韩愈未竟之业,继续倡儒宗孔,陶范潮风。这正是韩愈的倡学之所以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的原因所在。作为宰相级官员的常衮,早于韩愈整整40年,兴学课士于潮,其功不可谓不大,但论及者少,原因就在于缺少赵德这样的得力助手,成效自然也不及韩愈。正由于赵德积极实践兴学立教,使此后守潮良吏,纷纷以为榜样,于是潮州各地,“庠序大兴,教养日盛”。苏轼所谓“公命进土赵德为之师。白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虽是在赞美韩愈倡学之功,但却显然反映出赵德主持学政,恢复乡校,振兴州学的业绩。林熙春说得好:韩愈载道而南,起用赵德为师,是“一时偶合,倾动千载”。潮人为表示对赵德兴学立教的感戴,从宋代到清代,从官学到私学,多为其配祀韩庙,以至于为其单独立祠。
   由于韩愈的信任,赵德还得以饱读韩愈的文章,并收录了75篇,编成六卷集《昌黎文录》。这是韩文被编辑成集的第一部。赵德还为其撰写了《昌黎文集序》。在这篇序言中,他称誉韩愈是“圣人之徒”,“所履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孑L子、孟轲、扬雄所授受,佛道异端之言是不能干扰其思想,进入其文章的。并推崇备至地说,“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以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憔铄,斯文灿然,德行道学,又庶几乎古”,所以在茅屋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满饱”。文录编辑成集,成为潮人学习儒学的教科书,也成为潮人研习韩文的重要资料。由于这些文章是赵德直接承受于韩愈,所以更成为后人编撰韩文公文集和研究韩学的最为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其积极意义则远远超越潮州一地。可以说,这是赵德的又一重要贡献。
 

作者: 
黄赞发
来源: 
摘自:《潮汕先民与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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