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钦的政治追求及其夭折

    林大钦是潮州唯一的文状元,是因其《廷试策》被嘉靖皇帝“亲擢第一”的。与中国历代有才华的正统儒士一样,林大钦生平非常执着地追求治国平天下的忧国忧民济苍生的政治理想,甚而有追求为帝王师的政治情怀。但他的一腔政治热情可以说连得到初步尝试的机会都没有,得第后供职于翰林院,不到三年便以母病为由乞归,从此再没有实践他的政治追求的机会,而他又一直不甘心于其政治追求的夭折。
 
   林大钦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据其同代人薛侃《林大钦传》的记载:他生于书香之家,自小嗜书,尤喜爱苏洵的《嘉■集》,又得族伯万卷藏书“资以自广,寻浸博通子史百家言”。嘉靖辛卯就试府学,其《李纲十事》策论,已初露锋芒。薛侃称其“考据详核,词旨凛烈,读之觉奕奕有生气”。当时“督学王公得其文,奇之,以荐于巡按御史,相与叹曰:‘是必大魁天下者’。”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廷试策》,持论剀切,论述明快而透辟;切中时弊,措施得力而实用;流畅奔放,文笔犀利而平实。使皇帝读之而受其震撼的力度,必有如醍醐灌顶的感觉。历代论者均不约而同地以其比之贾谊、苏轼的策论,丁自申谓其“以合于苏长公制科之策,不辨其孰为长公者”。郭子直谓其“气鬯词雄,翩翩乎苏长公风骨”。曾迈称其“出入两汉,驰骤长苏”。洪梦栋则谓“排荡屈注,■蕴崇,直与子瞻《万言书》争千秋之价”。陈衍虞说得更透,称赞林大钦“诸策已高距千仞峰头,令人攀跻俱绝,所谓屈注天潢,倒连沧海者,于寸玑尺幅见之。杂置苏集,谁判渑淄?”上述诸家所论,实不为过,观林大钦之对策,确实是得大苏文之精髓。尽管林大钦传世的策论不是很多,总体上应该说还缺乏苏轼策论之醇厚与全面,但就这篇显名的《廷试策》来看,从气势上,从持论的深刻犀利,分析时弊的剀切,治理方略的切当,行文的逻辑力度和表述的恰到好处等方面,比之苏轼,应该是毫不逊色的。
 
   林大钦在《廷试策》中,就皇帝策问中所列“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为灾,游惰冗杂之为害,边有烟尘,内有盗贼”的现实,展开论述,首先指出皇帝虽然以“民生冻馁流离为忧,以足民衣食为急”,然而 “惠民之言不绝夫口,而利民之实至今犹未见”,其实是“未知斯民冻馁流离之实,未得足民衣食之道”。指出“天下之所以长坐于困乏”,在于“游惰”、“冗杂”之弊。游惰之弊有二:“一曰游民、二曰异端,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盛则务农者稀”;他分析游民产生的原因是“起于不均不平之横征,病于豪强之兼并”而使“小民无所利于农”,因此,必须“颁限田之法,严兼并之禁”,而又择良吏以安抚之,使民有其田,则游民自会归之于农。冗杂之弊有三:一曰冗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指出冗员必澄、冗兵必汰,冗费必省。进而展开全面论述,特别是对于冗费,他指出“后宫之燕赐不可不节也,异端之奉不可太过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因为赋税之征,加上“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内府之百金,民家之万金也”。最后,他总括他的治国方略为:均田、择吏、去冗、省费和辟土、薄征、通利、禁奢八项主张,认为只要实施这“八政”,就能够使“田均而业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费省而用裕,土辟而地广,征薄而惠宽,利通而财流,奢禁而富益”。他还直言劝诫皇帝要做出表率:“毋以深居无事而好逸游,毋以海宇清平而事远夷,毋以物力丰实而兴土木,毋以聪明英断而尚刑名,毋以财赋富盛而事奢侈,毋羡邪说而惑神仙。”“应澄心正极,省虑虚涵。”
 
   林大钦的《廷试策》,终于以其奔放的才华打动了最高统治者嘉靖皇帝,从而获得了皇帝“亲擢第一”钦点状元的殊荣,也获得了林大钦在开篇所说的“光扬其名声,宠绥其禄秩“的殊遇,但他所希望的“以臣策付之有司,责其可行”的请求和期望,无论皇上和当政的大臣,却根本上无人再提起。在翰林院供职的两年多京官时间里,林大钦倒是目睹了阁臣权贵的互相倾轧,对整个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黑暗感触颇深,因而越来越感受到他的治国之策至少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被付诸实施,而且也不断感受到“颓风荏苒,直道难明”,“颓风沉溺,直道难行”,尤其是他的两位所谓“坐师”,正是《明史》所称的造成“舆论沸腾”的投皇帝所好,极力“迭议大礼”的■臣,自己处于其中,不可能洁身自好,于是借母病为由乞归。其中真正的原因,在他给其连襟翁万达的信中便有明显的表露:“近来构斋山曲,将与鱼鸟卜邻,从兹脱樊笼,卒吾所好。纵未能言仁圣之理,或可以寡过远咎矣。”此信虽然是写于归养之后,但却足可看出,林大钦的借母病归养,实际上是有他为“脱樊笼”、“寡过远咎”的避祸考虑的。
 
   按说,林大钦青年得志,深具政治改革的才华与热情,他所特别在意的儒家正统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和政治理想,因“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在实现碰壁的情况下,退一步而先“正心、修身、齐家”,在尽忠的忧国忧民济苍生暂时无法实现之下退而先实现尽孝,或许也是他不得已的选择或策略,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无时无刻不在等待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林大钦是一直没有放弃的,这是他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应该说这一情结是导致他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从封建统治的现实来看,笔者认为,无论是苏轼,还是林大钦,甚至包括策论做得非常优秀的更前朝代的贾谊,他们在其才华滂沛,剀切时务,为最高统治者赏识之策论出来之时,就已经埋下了他们的悲剧命运的某些因子,他们切中时弊的政治改革主张差不多已决定了他们实现不了抱负的悲剧性。因为,正如古语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是必然的。从更为现实的角度来看,按照他《廷试策》的政治改革主张,在当时统治集团的现实来说应该是寸步难行的。
 
   第一,赖以托身的最高统治者明世宗嘉靖皇帝,当其由外藩入继大统,即位之初,在其《即位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也实施了诸如抑制宦官、裁革冗员、减少赋税、严禁科敛、广开言路等锐意求治的政策,以治理当时的社会积弊,稳定政治形势,以至于后人有“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的佳评。但到后来,形势一旦稳定,便“迭议大礼”而致“舆论沸腾,■臣假托,寻兴大狱”。其时社会并不稳定,而是“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皇帝自己则“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而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林大钦登第之时,已是嘉靖十一年,此时的嘉靖皇帝,已根本没有即位之初的那种励精图治的锐气。
 
   第二,朝中的内阁大臣,则是互相倾轧无时或息,张孚敬、杨廷和、杨一清、夏言、严嵩、徐阶等,都曾经参与过这种互相倾轧互相排挤;阁臣之间已是尔虞我诈,哪还有心思考虑为顾及百姓疾苦而改革朝廷及地方之弊政。
 
   第三,更重要的是,按照林大钦策论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如果实行的话,当然某种程度上天下百姓有可能得到休养生息,得到一些实惠,免于“冻馁流离”,国家也可能逐渐变得富裕强盛。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大批朝廷的官吏,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难免要受到很大的冲击;一大批滥竽充数的官员,必然要在“择吏”和“去冗”的改革中失去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一大批地方豪强(多数与官吏有某种瓜葛或勾结)也要在“均田”中受到严重的利益损失;甚至皇帝本人的行为也要受到诸多限制。这么一大群有权有势者都要受到约束节制,既得利益要受大损,甚至于有好些官吏要丢掉饭碗。你想,谁愿意来实行这样的改革?谁愿意革自己的命?所以,林大钦政治追求的夭折,是封建王朝的现实决定了的。
 
   实际上,这也正好应了像苏轼、林大钦在策论开头所担心的,皇帝发出试策总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情怀,励精图治的姿态,并且表示的是非常迫切希望有识之士给他解答困惑,使他获得好的方略来施之治国的实践。但结果只是成就了他爱才惜才的美名,至于用策士的治国方略来“付之有司,责其可行”,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这方面,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大略如此,其异数恐怕只有商鞅、王安石等数得出的几位能够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欣赏支持而推行改革并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也都不得善终,最多也只到最高统治者易人便告夭折,终于难逃悲剧性结局。所以,这是封建统治、封建王朝才士的悲剧,也是对儒家的最高理想“治国平天下”的无声讽刺。
 
   林大钦与苏轼,包括贾谊,在策论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也可以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因为苏轼自小从父学文,好贾谊,受其影响颇深;林大钦则好三苏,为文深受其影响。他们的特点是长于议论说理,尤其是在策论中提出兴利除弊的措施往往剀切时务,不为空言,切中要害。但是,少年时深赏贾谊文章的苏轼,后来在其《贾谊论》中对贾谊的“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却深为叹惜,认为这一点正是贾谊“夭绝”的主要原因。在这一点上,林大钦实际上有些类似。而苏轼就比他们聪明得多。
 
   尽管苏轼的二十多篇策论所提出的兴利除弊措施,能够切中时弊,不为空言,但也终于得不到采纳应用。而且在尔后的仕途中也挫折不断,经历乌台诗案,受牢狱之灾,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应该说其挫折是够严重的,但他历经忧患而大彻大悟,虽仍取儒学为宗的入世态度,但一改前期视佛道为消极思想,受其濡染,自然而然地接受它;于忧患之中以佛老思想作为精神解脱之武器,取其超然旷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在仕途挫折之下,移情于文学,故他可以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豪饮至于“相与枕藉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而作成深具人生哲理的《赤壁赋》;也可以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欣赏其独特的“自然之味”,而作成旷达而乐观、滂沛而幽默的《菜羹赋》,称自己为“葛天氏之遗民”。总之,无论是诗词歌赋论说记铭等各体文章,他随时而作,非常投入,极其丰赡,成一代文豪。虽命运坎坷,仕途乖舛,但活得有滋有味,安享天年。这正是他“能自用其才”和“善处穷”的超然旷达随缘自适的积极人生态度,成就了他无论在什么样的恶劣环境之下,都能怡然自得地自觉去适应。
 
   林大钦在仕途上的遭遇,应该说并没有像苏轼那样的坎坷、曲折和多难。他只是在应考上的春风得意之后,目睹心感整个统治集团的高层的各种倾轧争夺,而国事并无起色,内忧外患有增无减,平民百姓遭受“冻馁流离”之殃日甚,而朝廷并没有要采用其策论所追求为之的治理策略的任何迹象。他感到不仅实现他政治理想之希望越来越渺茫,而且,自己处于政治漩涡中心,连做到洁身自好都难,为求“寡过远咎”,故以母病为由乞归。这虽不能算是仕途上的大挫折,但在林大钦心理上的挫折感却是相当大的。
 
   林大钦追求入世的态度,与苏轼前期是颇接近的,但他并没有像苏轼那样于忧患中解悟而加以转变,而是仍以入世为追求,他的对心学的兴趣,实际上也没有离开儒家的基本格局。所以他归养之后并没有忘怀政治,而是对朝廷的动静颇为关注,这一点在他与翁万达的通信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还有诸如《与雍见川论盗贼》、《志诸理斋论盗贼》等信札,都可见出林大钦对朝廷政治的关注和对边防治乱等的精辟见解。正是由于他对政治仍相当关注,也即基本上没有放下仕途经济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导致他除了在田园生活中兴之所至,见景偶有一些吟咏之外,即使讲学,也是处于一种打发时光的心态,并没有较多的投入,内心上不愿像苏轼那样移情于文学或致力于他颇有专长的心学。实际上,他对王阳明的心学学说是有他独特的理解和探索的,他的一篇《华岩讲旨》尽管只是提纲式的短文;一些与同道中朋友的书信往来,尽管只是随笔式的略谈,都不难看出他对心学不乏精辟见解。但由于他忘怀不了他的政治理想,且有“诗文不害事,用意为之,亦恐夺志”的意识,内心上不想在学说和诗文上更多的“用意为之”。其实,以林大钦的才华,如果能像苏轼那样超脱,取旷达随缘的人生态度,能够“善处穷”和“善自用其才”,坦荡地彻底地放下“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追求,转而专注于诗文或他颇有造诣的心学,或许其成就也将未可限量。可惜他太专注于其政治理想,而始终没有机遇以尽其才,终于长期抑郁不舒,导致“病体羸弱”,而至于英年早逝,令有识之士扼腕!
 
   总之,林大钦是太专注于其“治国平天下”济苍生的政治追求,在封建王朝不能让其实现理想之下,尽管实际上已归隐田园,却未能在内心的挫折感中解脱出来,陷入了苏轼论贾谊的“不能自用其才”和"不善处穷"的才士的悲剧。
 

作者: 
吴二持
来源: 
潮州日报(201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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