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州同知林虞先志略

    清朝初年,兵荒马乱,民生凋敝。经过康熙末年、雍正时期的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的实施,如同全国各地,揭阳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以“耕读”为特色的社会生活状态得到复兴。培育后代,成为许多农村家庭的重要事情。在传统观念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把家庭成员的发展机会,全部放在读书上面。
 
   家道殷实之后,金坑少年林捷(字虞先)也被送到邻近的私塾读书。后来,又争取到了上县学学习的机会,成了“诸生”中的廪生(由政府供应粮食)。在县学的两三年时间里,由于聪明勤奋,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当时的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从此享受荣华富贵。但是,无论在省城举行的乡试,还是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录取的比例都很小。每县三年20多名秀才(贡士)赴省考试,能够中举者十之一二,有时甚至全部落榜。那些没有考上的学生,由于社会压力大,又缺乏其他谋生的手段,所以穷困潦倒者大有人在。林捷目睹不少同学悲凉的处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并对发展前景全面细心分析之后,毅然弃笔从商。
 
   回家的日子,林捷利用农闲时间,考察了本县曲溪、锡场、白塔一带的甘蔗生产与糖寮制糖情况。这些地方都是潮汕重要的产糖区,也是富人聚集之地。享有“金曲溪,银锡场”之誉。林捷看到了希望,他在揭阳读书时,读过一部叫做《广东新语》的书,其中写到:“糖之利甚薄,粤人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而且他在棉湖、锡场等地考察的过程中,也确实看到开糖房而致富的大量事实。而且,还看到通过改进而可能的发展空间。
 
   在揭阳,从事蔗糖产业,大都是采取“一条龙”的方式,从种蔗,到制糖,到卖糖,全站式经营。
 
   林捷雇工种蔗,并建设大型的糖寮。为了保证有着可供长期榨糖的充足的原料,他创造了“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即春天时,向自家以外四乡六里的蔗农提供资金,到收蔗季节,由蔗农交售甘蔗,以保障糖寮有丰盈的生产原料的办法。这样一来,打破了有些糖商自种自榨的局限,把蔗糖产量做到邻近无人可以比肩。他所从事的这种糖坊经营方式,已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为快速积累打响第一炮。
 
   而在同时,他以高薪从曲溪、棉湖请来有名的榨糖师傅,与他们切磋提高产量、质量的办法,不断改进生产工艺,于是,林家的糖房,不但年产量为本地同行所不能比,而所生产的红糖,色泽纯净,质地松软,味道甘醇,与通常糖房所生产者大不一样。当这些产品通过帆船远送到乍浦、上海一带销售后,很快就被认可与欢迎,成为了品牌。几年下来,商海击浪,左右逢源,生意愈做愈旺。
 
   林捷生活的虽是“康乾盛世”。但这个“盛世”也是相对而言。因为那些年头,全国各地接连发生了江河决堤、长期苦旱、台风肆虐等严重自然灾害。如发生在潮州地区的几次强台风,“损船只、坏民庐,溺死者不可胜计”,有许多地主老财,甚至官僚豪绅千方百计藏富,就是不愿救济灾民。但林捷则组织船队,把家里储存的粮食运到县城、府城平卖,或者直接捐送到无力购买的灾民手里。他的深明大义,以及他的富有,及时抑制了蓄势待发的府城、县城粮价飞涨的势头,救活了贫民无数。稳定了社会秩序,使潮州虽经大灾,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对当时的潮州地区社会的安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村西有座锦林庵,在灾年时收留了不少受灾而无家可归的贫困群众。林捷非常赞赏庵主的义行,主动捐出田园作为庵产,以供救济穷人。
 
   林捷的义举善行,由地方上报朝廷,朝廷也为之感动,乾隆二十四年吏部等相关部门在报经朝廷同意后,决定给予林捷以“州同知”的封赐。林捷当时被实授的是汾州(今属山西)的州同知,在家候补。但他上书朝廷,请封其祖羡玉为进士,父宋盛为岁进士,而自己则仍然在家做生意,而不出去当官。他的请求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乾隆二十九年,派了使者,先后把封赠其父子的诏书专程送到金坑。那荣耀,让邻近几县的达官贵人都羡煞了。
 
   林捷就这样为金坑望族挣来了荣誉,并树立了救国扶贫的典范。作为一个读书人出身的成功商人和慈善家,林捷固然也重视对于族中子弟的文化教育。乾隆三十年,他建设了绿漪园作为府第时,除了有供奉圣旨的设施,以让子孙后代铭记救困行善美德外,还专门建设了供应里中子弟念书的私塾。绿漪园又确实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没有辜负先贤的期望。
 
   林捷虽然逝世很久,但人们却常常记起他。
 
 

作者: 
彭妙艳
来源: 
揭阳新闻网 http://www.jynew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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