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卢侗

    卢侗,是唐宋潮州八贤之一。历来受到潮人的景仰。
 
   近数年来,介绍卢侗的文章较多,然而,不少文章却多有错讹,其最集中点,就是关于卢侗的出身,也即是卢侗是否考中过进士的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本地志书及《潮州人物》先后成书印行,以及后来的标志,有关画作塑像和文章,都说卢侗是“五次应乡荐,到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才以应恩科登进士”(“市志”)或“五次应乡荐,到宋仁宗皇祐五年才以应恩科考登进士”(《潮州人物》)等,后来的其它文章等类,所本也在于此。事实上,卢侗并没有以科考的方式中进士,而是以“特奏”的方式得恩准而授官。
 
   一、先说“恩科”。《辞海》“恩”字下有“恩科”条,其解如下:“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乡试和会试,称为正科。若遇皇帝即位及皇家庆典加科,称为恩科。恩科始于宋代,明清也用此制。如恩科与正科合并举行,称为恩正并科,按两科名额录取。”这便是“恩科”的含义。“恩科进士”是经过正式考试考中(及第)的。关于这方面,清乾隆年间修《潮州府志》(周志)“选举表”中,在列名时,于“宋”之前特地引用《宋史》加以说明:“《宋史》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童子。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其进士诸科依常殿试,赐及第出身者为正奏名。”讲得甚为清楚。
 
   二、再说“特奏”。其全称为“特奏名”。也正在上述《潮州府志》(周志)中,紧接上文引述之后,编纂者又引述了《通考》,对“特奏”加以说明:“开宝三年(宋太祖赵匡胤第三个年号,公元970年),诏礼部、贡院阅贡士及诸科十五举以上终场者,具名以闻,并赐本科出身,此特奏名恩例之始。”这说明,特奏是对多年应考不中者的恩授,此“恩”例起于北宋开宝三年。所谓“终场者”,是对那些屡试不第仍一直在考者的给面子或者是婉转的说法。
 
   其实。宋代的科举也是多次发生变化的,它不但有常科、制科和武举。而且北宋初年,常科的科目很多,计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除进士科外,其它的科目就统称为“诸科”。将进士科单列,就可知宋代统治者对进士科的重视。宋初是一年一考,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因要亲征北汉推至隔年春天举行后,又每隔一年或二年无定式,直到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才定为三年一次,自此沿袭下来。明代科举分三级进行,称乡试、会试和殿试,并规定了参加会试的必须是乡试中式的举人,即举人方可进京会试。但明初洪武朝仍变动很大。如洪武四年(1371)至六年(1373)连续三年进行乡试,同时免去会试(即没有进士科考试),命举人们都进京听候选用(分派官职)。六年二月又决定暂停科举,改用举荐,一停就是十年。举荐的科目也不少,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悌)力田、儒士、书律、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然而,单靠举荐的弊病又显露出来,故而洪武十七年(1384)又制定科举成式,由礼部颁行各省,采用了科举和荐举并用的办法。然而过了不久,永乐(1403—1424年)以后,科举日重,荐举日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为荣”(《明史》卷七十一,“选举志”三)。由于读书人都以经过正式科考中式为荣,所以荐举这种方式,“久且废不用矣”(《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这也许是乾隆年间,周硕勋们在修纂《潮州府志》时,于选举表中,写到明代的“荐辟”,与前例不同,干脆先列开全部述完,并注明“表内某人由某朝荐辟年代多无考……”的原因。至清代的“选举表”中,干脆就没有再开列了。
 
   但“特奏(名)”毕竟与一般的荐举有不同。据《科考篇》(唐群著)就有这样的记述:“宋及以后各代,都曾特赐过一批进士。宋代常对累举不第者‘特奏名’赐进士出身。”《科举史话》(王道成著)中还举了这样的例子:“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御殿复试,得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二百人,并赐及第。又阅考生名册,得参加过十次至十五次省试的进士科、诸科(未录者)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虽然考试不合格,但因他们年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参《宋代·选举志》)。
 
   “特奏名”而赐出身,是一种“荣誉称号”,当然也是就此有资格为官的标志。在史书和方志中,都不表述为某科进士,而写明“特奏”或“特奏名”。他们也没有像正式考中的进士一样,以某某科立碑题名(唐代进士宴集于慈恩寺塔下,并即席题名于塔身,谓之“题名席”或“题名会”,自此“雁塔题名”成为考中进士的代称。而后代仿效,则是刻石立碑了。)“特奏名”是“恩例”所授,之所以称“本科”而不称正科或恩科,正是这个道理。他们本人他从不说自己是某科进士,个中原因,大家心知肚明。
 
   有人据《登科记》、《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代续文献通考》,同时参考正史、《续资治通鉴》等史籍的资料统计,自唐至清(包括辽、金)共科考725科,录取进士有数字可计者98749人(其中缺两宋12科,辽代1科数字)。这项数字不但没包括南唐、前蜀,伪齐刘豫,张献忠大西国、太平天国等开考的进士数,也没有把各朝代的“特奏名”计算在内,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
 
   三、关于卢侗。《潮州府志》(周志)卷二十八(人物·儒林)中,卢侗的传记是:“卢侗,字元伯。海阳人。读书西湖山,通经术,尤邃于易。皇祐五年,以恩释褐,授本州长史。嘉祐中,余靖、蔡襄交荐,调归善簿。治平初,蔡抗迁广东转运使,复以经学荐。召对,授国子直讲。熙宁间,力言新法不便,求外补。知柳、循二州。以太子中舍致仕。”查《海阳县志》,自首志“金志”(清康熙二十五年,金一凤纂修)、接下来的“张志”(清雍正八年,张士琏纂修。此二志皆先于“府志”之“周志”),以及清代最后一部县志的“卢志”(光绪二十四年,卢蔚猷纂修),卢侗皆有传,有详有略,前者较简,以“卢志”为详,主要事件却都写得还清楚。多了“五应乡荐”,而皇祐五年(始)以恩释褐”一句都一样。在“金志”和“张志”中,皆有设“特奏”条目,卢侗便列于“特奏”之中而没有列在“进士”条目中。“周志”将选举以表来表现,不设“特奏”项目,将卢侗之名归在“进士”项目,在后注明“特奏”。“卢志”“选举”虽也制成表,但又多设了“特奏名”一个项目,卢侗也同样不列于“进士”一项而列于“特奏名”项目中。因“周志”和“卢志”20世纪80年代末曾重印(影印版),而其它各志21世纪初才由市志办搜寻重印(缩印本),故“周志”、“卢志”流传在先,不少修乡镇志村志及写地方文史者,前期资料多来源于此。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除“周志”在“选举表”中将“进士”与“特奏”合而为一,容易引起混淆外,问题就出在今人对“卢侗传”中“五应乡荐,皇祐五年以恩释褐”这一句的判读上!笔者曾在参与一本“县域文化资源丛书”的编撰后写了一篇札记,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句话应解释为:因为五次乡荐等,最后于皇祐五年得到“特奏名”的“恩”例,改变了布衣面目。褐应解为布衣,释褐即脱去布衣,有步入官场之含意。(《潮州人物》等书还将他“调归善主簿”译为“被调任善县主簿”也错了,归善是县名,后称惠阳,应是“调任归善县主簿。”)
 
   因此,“以恩释褐”是对因“特奏(名)”而出仕(为官)最合适,也是最“巧妙”的叙述,是一种撰写文字上的处理方式。正因为特奏(名)的原因特殊,是故在饶宗颐先生所撰的《潮州先贤象传》,写到《卢中舍侗》之像传时,干脆回避了这个问题,略去不述。试想,在该“像传”中,作者于叙述卢侗行迹后,还附有“孙(卢)顺之,绍熙四年进士,肇庆军节度推官,以好学笃行显。”哪有祖父本人“考中”进士不述,却只附述其孙考中进士之理?加上该书中,对刘允、刘昉、吴一贯、薛侃等,都直书其某朝某年进士,岂有独卢侗不叙及?这一点,证之以《海阳县志》(卢志》的选举表,卢顺之是列于进士项目中,卢侗则列于“特奏名”,也就清楚了。
 
   简言之,卢侗没有考中宋皇祐五年“恩科”进士,而以“特奏名”这一“恩例”而授官的。现在提出来,目的是给历史名人以恰如其分的叙述。正如本人在“札记”中所言:“其实,有没有正式考中进士,丝毫没有影响卢侗作为潮州历史名人的声誉。古人对他的推崇,也许正是他并非正式科班出身却又做出很多科班出身之人所不能做出的业绩来。这正是他的学识、德行、政绩所使然。‘英雄莫问出处’,历史是最严正的判官。将他作为潮州‘唐宋八贤之一’,正证明了我们潮州向来推重的是这些,而不是学历和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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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潮州日报(201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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