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义顺:开拓新加坡功不可没的潮人侨领

    引言
 
   林义顺先生(1879~1936),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叶新加坡一位成功的华商侨领、潮帮以及华人社会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新加坡的潮人先贤。他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加坡人,也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受尊崇的革命志士和爱国华侨,无论是在民国的开国史料或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的记载文献里,凡提到东南亚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都不乏对林义顺的革命事业极力称颂。遗憾的是,林义顺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或回忆录,虽然后人曾为他立传,也有专门介绍他的文章,但因为有关他个人的原始文献资料并不多,这些文章对他的事迹的评述,也多着墨于其革命活动。实际上,他的一生,可谓游走于革命与拓殖间,他对新加坡早期的开拓以及当地华人社会的经济建设和潮人社群的凝聚所作的贡献,并不逊于其对革命事业的功绩。他对于新加坡的三巴旺区的开发,贡献尤大,今天,新加坡的义顺区、义顺新镇、义顺路、义顺环路、蔚华路、顺岜等,都是为了纪念这位先驱而命名的。
 
   本文以现存的零散文献资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林义顺的生平事业作一较完整的梳理,并重新评价这位潮人先驱对早期新加坡社会建设的贡献和参与推翻满清帝制政权的的功业,以还原历史的真实。
 
   大时代、中产之家、不平凡的生平
 
   林义顺先生的一生和其祖籍国中国,以及所在国新加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出生与成长于十九世纪下叶,创业于廿世纪上叶,这段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刻,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也备受中国政治发展的冲击,出现了激烈的变动。在中国,从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和约的签订,到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和日本提出的廿一条款等,都接踵而来地发生在这个时期里。这时的满清王朝,已趋衰亡,中国正处于一个风雨飘摇,国势濒危之秋。大清王朝的积弱无能所带来的内忧外患,使中国人民面对重重的灾难,以致人心思变。故先有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维新变法的出现,后又有不少急进分子在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下倾向于革命的思潮,生活在海外的华侨也被卷入了热烈的“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当时,血气方刚,义愤填膺的林义顺,便是在这个大时代的感召下,在青年时期开始投身中国的政治和革命运动。
 
   林义顺出生于一个大时代,却成长于一个中产家庭。他于1879年11月12日(己卯年9月29日)出生于新加坡。他的父亲林炳源在清同治年间从家乡广东省澄海县岐山乡马西村(现属汕头市郊区)南渡新加坡,在美芝路(Beach Road)开设杂货店谋生,并娶殷商张理(Teo Lee)之女为妻。张理是第二代华侨,其父祖籍广东饶平县青岚洞,在十九世纪初(约于清嘉庆、道光年间)新加坡开埠后不久即到此落籍,垦殖甘密、胡椒,后经营布店,算是早期较成功的潮人殷商。张理继承父业,到了十九世纪末,因投资房地产而拥有不少地皮,被称为“土地之子”(Son of the Soil)。在林义顺4岁和8岁时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后,张理便负起鞠养这个外孙的责任。张理的财力虽然远不如当时的一些富商巨贾如潮侨四大家族的“佘皇帝”佘有进、陈成宝、陈旭年和黄金炎,闽籍的陈金钟(陈笃生长子)、陈若锦(陈金声孙)、邱淑园,林文庆等家族,但也算是富裕的中产阶层,故林义顺的童年,在生活上还是丰衣足食的。由于成长在一个小康“”家庭里,“顺”成了他的别称。
 
   从张理对儿孙的教养与栽培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想张家是一户颇有传统文化素养的家庭。林义顺和他的舅父张永福(也即是张理的儿子)的童年启蒙教育,都是聘请私塾老师教授中文,卒读四书,这使十岁时开始在圣约瑟书院和英华学校接受英式教育的林义顺在17岁中学毕业后,不但精通英语和对西文化有很好的认识,也打下了深厚的中文基础和强烈的中华文化与民族意识;而这和他与张永福二人后来一起追随孙中山从事民族革命也有一定的关系。
 
   张永福虽是林义顺的母舅,但两人年龄相近,一起度过少年生活。张永福继承父业,管理父亲新长美号的布业生意,又与其弟合营杂货,业务遍及马来亚各地,和印尼爪哇、厘,以及中国都有生意来往。林义顺离校后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张永福的布店协助管理业务,过后再到张永福的童年挚友陈楚楠的合春号“学习商业,司出入银钱”。他也曾任职于陈泰(即陈楚楠的父亲,福建帮富商)的木材公司,一直到20岁时外祖父张理逝世,才以所继承部分遗产自己创业。
 
   林义顺在23岁时与阮居安长女阮碧霞结婚,后置侧室谭氏,共育四男六女。长子忠国娶当时闽帮侨领陈嘉庚之女,次男忠邦娶闽帮富商李浚源的女儿,长女嫁与印尼闽籍糖王黄仲涵为媳。巨富名流,联结姻亲,可见林氏家族门风之显赫。林氏家族利用了“移民”和“土著”(指“”)的混合力量,以发展其经济事业,又在其家族的发展期间依附姻亲关系,作为向上爬升的动力。但这位威望显赫一时的侨领巨贾,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一位“可亲近的长辈”。潘醒农在回顾林义顺的生平时便说“他虽然平时不苟言笑,但对人却无拘束,谈笑风生,如有不明白之处乐于下问。”潘醒农在他的文章中还生动地描述道:“义顺先生面孔团圆,额部丰满,晚年脸色赭褐,几像包公,他因一个大脚趾头破烂,穿着白底黑布鞋,鞋头剪破留空,避免擦着脚趾,行路须借助手杖。”林义顺的老员工蒋壬江在接受访谈时回忆道:“他(林义顺)对员工的生活关怀备至,就算有些事情不能令他感到满意,他也不会大声呵责。义顺时常这么说:‘凡事一定要认真去做,做得好,这是工作的职责。做不好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应该从错中吸取经验,以后就不可以再犯上。’”
 
   种植家、实业家、富商,只是林义顺人生的一个方面,参与中国革命活动是他人生辉煌的另一面。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开始,到壮年以后参加民国的初期建设,一直到晚年仍然时时关切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林义顺可谓一生未曾忘情中国(有关林义顺的革命事业,下文将会详论)。1935年日本侵华,林义顺忧愤过度,竟伤身成疾。1936年他回中国疗养,但宿疾再发,在3月21日不治而终,享年58岁,葬于南京,当时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特别为他举行追悼会,参加追悼的社团共有四十九个单位,个人还未算在内,可谓极尽哀荣。晚年的林义顺将业务交给儿子忠国、忠邦打理,本打算在建于新加坡实里达区的“青海别墅”养老,并撰写回忆录《三十三年浮云影》一书,将一生多姿多采的经历及南洋革命党人的事迹著述以垂后世,但因病遽逝而未能遂愿。日据时期,由于后人避居印尼,他的别墅和办公室都遭洗劫,他多年参与革命的许多文献和文物佚失皆尽,加以他本身又没有留存任何著作,所以有关他的原始资料,后人所能见到的也就相对较少,(目前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的文史资料室收藏了他所留下来的《廿四史》),只有四男忠宪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这不免让治史者感到惋惜。
 
   种植事业、乡区开发、社会公益
 
   林义顺先生的种植事业始于1905年前后,他陆陆续续在实里达河流域一带(今义顺区内)买了不少地皮,也向殖民地政府租地,雇人开垦。林义顺以种植业起家,但并非一蹴而就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不断的研究、实践和经验的积累上。他先在陈楚楠辟于汤申路十二英里处(即今Upper Thomson Road)约三百英亩的成邦园担任经理,负责橡胶的种植。1909年,他应聘出任林文庆、陈齐贤、李浚源、陈若锦等侨领富商联合成立的联合新加坡树胶公司(United Singapore Rubber Estates)的经理,主持占地3,540英亩的胶园业务。1910年4月,林文庆、陈齐贤、殷雪村等人联创的森华园树胶有限公司(Sembawang Rubber Plantations Ltd)承购了联合新加坡树胶公司的部分胶园及陈齐贤个人的大片胶园,也聘请林义顺任首任总经理,继任公司顾问五年。就在这段时期,林义顺与蒋德九、黄光化、黄汉种合资在位于当时的水港成立通益公司,承包园区工人的粮食与日用品,兼栽种橡胶、割胶和打理园丘如施肥、除草等工作。在橡胶成长期间,他利用胶树之间的空隔栽种黄梨。1911年林义顺独资创立通顺公司、通美号,开始经营橡胶和黄梨(菠萝)的生产、加工制造和贸易。在黄梨价格好时,的确给他带来厚利。1913年,他与林文庆、李浚源、叶玉桑等人合资在蔡厝港开辟武林园,占地880英亩。1914年,又与林文庆、蒋德九、黄光化、黄汉种合股在柔佛开发占地1085英亩的汉阳园,并任乌鲁班让树胶有限公司董事。在他的事业达顶峰时,曾开辟了无数胶园。在新加坡除了裕廊的云南园外,还有蔡厝港的武林园、军港的西山园(即今忠邦村地带)、万礼的马西岭、汤申的华山园,在实里达河流域一带还有长安园、锦山园、中山园、柑仔园、颐和园;还有南京园、平山园、武平园等;在马来亚则有云中园、瑞婉园、汉阳园、四季园、荷兰园、江南园、保定园等。
 
   除种植业外,林义顺也进军金融业,从1914年开始先后担任华商银行、联东保险有限公司、新加坡华侨银行董事、新加坡银行、华侨保险有限公司等财团的董事和主席。此外,林义顺也是联合火锯有限公司的主席、庄庆利有限公司的董事。1921年,拥资逾百万的林义顺,已经在当时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罗敏申路兴建了一栋商业大厦,通美号也从原有的美芝路旧址迁至新大厦营业。
 
   在我国发展史上,林义顺先生在开发乡村方面功劳可不小。今天以他命名的义顺区,便是他一手开拓。这里最先是叫做曾厝港,即今实里达河支流一带。1850年一个名叫曾亚六的潮州人,买下支流以北的44亩土地开辟甘蜜园。林先生自1909年购得北岸一部份地段后,便将这里改名为水港,因为这一段的河水较淡。官方则称之为实里达“十块石”(十公里)。由林先生开发的“义顺庄”,据说是从九块石至十三块石(今三巴旺路13公里至18公里)。为了鼓励人们到来居住,他给予员工贷款建屋,不收利息,由员工量力分摊清还。由于林义顺的鼓励,加以当时殖民地政府对妇女移民政策的放宽,许多员工有些在此建立家庭,开始在这里扎根,有些将中国的家属接过来,有些也介绍同乡搬来居住,使水港的户口日增,逐渐形成一个热闹的社区。
 
   在村民的眼中,林义顺不只是一个“头家”,也是一个极有势力的人,这是因为他在殖民地政府方面颇吃得开。1917年他被委为慈善局委员,翌年受封为太平局绅。乡政局成立以来,不只他本人曾担任多届委员,他的儿子忠邦也出任多届委员。乡政局主要由殖民地官员和侨领组成,从1910至1930年代,对乡村区有足够了解及影响力,又能和殖民地政府沟通的,非他父子莫属。有了这样的社会地位,在村民眼中,当然是了不得的一个人物,如当地居民常说的:“只要义顺头家一句话,就可以使那些歹人出境。”由于林义顺和中国国民政府关系密切,尽管他通晓英文,事业有成,又备受各界敬重,英殖民地政府对他仍有所保留,始终没有委任他为市政局委员或立法议员。但林义顺在乡间的威信,使他俨然成为地方的长官,法律所不及处,他却有办法维持治安,在他开拓的乡村区内,任何纠纷和争执在他的斡旋和调停下无不圆满解决。
 
   社会事业方面,林义顺于1921~1922年及1925~1926年出任中华总商会正会长之职,1919年任同济医院主席。1918年参与创办华侨中学,认捐一万元,并被委为财政,1920年出任总理。1927和1931年担任由名流富商组成的俱乐部怡和轩的主席。他也捐出十余里地作为华人坟地。林义顺对侨乡的公益事业也贡献不少。1917年天津发生严重水灾,林义顺受黎元洪的委托,向华侨募款救灾。1922年潮汕地区遭受风灾,人命与物质损失惨重,他被推举为新加坡华侨筹赈潮汕风灾会正总理,推动筹款施政。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林义顺与陈嘉庚等中华总商会董事们率先慷慨解囊,并组织全南洋联盟筹款活动,成立“山东惨案筹赈会。1929年,中国陕、甘、豫等省旱灾,山东水灾,民国政府聘请他担任赈灾委员会特派委员,直鲁赈灾委员会委员,林义顺在其他潮籍侨领的协助下,向南洋各地华侨募捐灾款,并动员余娱儒剧社义演筹款。1930年,地方政府放任潮汕铁路局不法商人擅自改票款,变相抬高票价,引起新加坡华侨的强烈不满。林义顺与潮州八邑会馆董事联名以会馆名誉函电南京政府及广东省政府,为侨乡民众权益请愿。
 
   接受革命思潮、协助反清起义、参与民国初期建设
 
   林义顺先生在南洋生长,受的虽是英校教育,但和许多侨生大不相同。因为他童年曾在家塾读中文,故中英文兼通。舅父张永福和外祖父张理,虽也是侨生,但受的是中国教育,对中国的文化与政治有较深的认同。这对自幼丧失双亲,在外祖父家成长的林义顺,不无影响。他对满清政府的腐败懦弱,丧权辱国非常不满,时常随舅父在陈楚楠等所设的“小桃源俱乐部”讨论政治,针砭时局,并参与新加坡革命派的活动。
 
   林义顺所参与的革命活动,可归纳为几个时段:
 
   (一)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前,他主要是声援营救革命人士、先后创办《图南日报》和《中兴日报》鼓吹革命思想和加强社会舆论、协助孙中山筹建革命组织和引荐革命志士。
 
   (二)1906年,同盟会分会在晚晴园成立后,林义顺在这个反清活动的指挥机关里,负责对外联络和交际事务、联系南洋地区的革命组织与志士。他受孙中山委派,与曾楚楠共同北上槟城设立同盟会支会,同年,又与许子麟赴缅甸仰光,以招《中兴日报》股份为名,鼓吹革命,推翻满清。孙中山前后共到新加坡八次,每次都由林义顺接待。
 
   (三)在若干次起义中,协助筹集军饷与其他革命资源,孙中山的革命文件、款项、以及一些支持反清起义的需要品,全交由林义顺负责运送。
 
   (四)起义失败之后,他协助安顿流亡至新加坡的革命志士,向殖民地政府保释他们,为他们安排膳宿和工作。在推翻满清政权。
 
   (五)建立民国后,林义顺和中国政府始终保持密切的关系,义无反顾地协助筹募政府所需经费和灾难救济金。
 
   无可否认的,林义顺对革命事业满怀热忱,作了许多工作,对这些工作也皆能胜任,颇得孙中山和其他同志的倚重,而这些工作对革命的进行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筹集军饷与革命所需的其他资源,更是起义成败的重要关键。
 
   基于对革命事业和民国政府初期建设的贡献,林义顺前后获中国政府颁给不少勋章:1912年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誉特颁予林义顺旌义状;1913年财政部特给四等徽章;1915年获共和一等奖章。他也出任许多部门的职位:1916年孙中山先生聘他为大元帅府参议;1917年被北京农商部委为咨议官;1919年被粤军总司令部聘为顾问,并给一等金奖章,同年由中华民国总统再奖以二等嘉禾章;1920年被聘为广东省公署高等顾问、粤军总司令部顾问、中国银行名誉顾问;1922年被委为北京总统府名誉顾问;1923年被聘为北京农商部顾问,同时也获颁三等文虎章及一等大绶嘉禾章;1928年被聘为国民政府财政部名誉顾问;1929年至1930年,兼聘为赈灾委员会特派委员,直鲁赈灾委员会委员。1931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聘林先生为名誉采访。1932年任国难会议议员。
 
   余论:林义顺与潮人社团的整合
 
   林义顺是潮州人,他与新加坡潮人社团的关系自然是很密切的,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当时潮人社团的整合所做出的贡献。这里所指的是他发起重组义安公司和成立潮州八邑会馆一事。十九世纪上叶末期开始,潮人的帮权便掌控在“佘皇帝”佘有进的家族手中。1845年佘有进联合潮州十二姓人士,捐资发起组织义安公司,并担任总理,十二姓则每姓派出一人为佐理,即俗称的“十三头家”。佘有进去世后,由他的儿子佘连城,孙子佘应忠袭任,其他的十二头家始终由佘氏家族支配。义安公司是新加坡潮人的最高组织,成立的其中一个目的是管理潮籍人士在新加坡的庙宇、坟地、学校等产业。成立后近一百年间累积了不少资产。1927年,林义顺认为义安公司由一家族世袭总理,管理潮人社群的产业有欠妥当,遂联合潮帮其他人士如李伟南、杨缵文等、要求佘家将产业交由潮州同乡公开推选的人士共同管理,结果双方坚持不下。1928年9月,潮州同乡召开潮侨大会,讨论组织潮州会馆。1929年3月,会馆正式成立,因为由潮州八县侨民共同组成,故定名为潮州八邑会馆,公推林义顺为首任总理,与佘家交涉。最后在殖民地政府的调停下,双方达致协议,义安公司订立新章程,组织新董事会,成为潮人产业之信托公司,潮州八邑会馆遂成为新加坡潮帮的最高领导机关。
 
   潮帮当时的权力更迭可以视为潮人社群组织内部的一次整合过程,这个过程最终是在“和谐共识”的前提下完成的,避免了潮州社群的分裂,结束了少数家族多年来垄断帮权的局面,改变了潮帮内部权力的结构。更改章程后的义安公司和新成立的潮州八邑会馆,其宗旨更为明确,运作趋向透明和民主,制度也较完整健全,双方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在往后的长期发展中对促进潮人社群的福利权益与凝聚力以及参与国家社会的建设方面共同做出许多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林义顺先生在潮人社团的一次整合过程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和所发挥的影响力是应该受到肯定的。
 
 

作者: 
李志贤
来源: 
潮人在线(http://culture.chao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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