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益

    


  
  
 
   
  
 
    我上学晚,1926年13岁才在城南小学毕业,同年考上了潮州省立四中,也就是金山中学。我家很穷。我的哥哥小学毕业后就到药铺记帐。我刚毕业,父亲陈彦生就到处托人,让我当学徒或干别的差事。学校开学已经半个多月了,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小学的黄老师,他问我上哪一班?学得怎样?我说我没上学。她说:"咳,太可惜了"。我回家整整哭了一晚。母亲(王氏)很难过,第二天一早给了我3块银洋,说:"先交一部分,要是学校不答应,那就没办法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我找了我哥的同学,正在金山读书的龚文河。龚带了我去找校长杜国库。杜校长模着我的头说:"以后要是期考在前三名,免你的学费。"我在城南的老师洪应堃的妹妹洪芳娉,替我借了别人学过的课本,就这样我上学了。杜校长照顾我,可能和龚文河的恳切说情有关。他当时已是中共党员,是金山的活动分子和高才生。一年之后,国民党"四·一二"叛变,他在凤凰山搞武装斗争,被国民党活活烧死。一直到今天,我始终深情地感激这几位热心帮助我的亲人。就是他们改变了一个本该当学徒的人的生活道路。    上学之后,我很用功,课外还读了不少书刊,从郭沫若的《女神》、蒋光赤的《少年飘泊者》到冰心和泰戈尔的诗集;还读了《三国演义》和周佛海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与体系》。我还经常到青年书店看《洪水》、《拓荒者》等进步刊物。我哥哥的被捕(当时他在彭湃领导的岭东总农会工作),龚文河的牺牲,以及杜校长的出走,都给我极大的刺激。我产生了离开潮州这个城市的愿望。高一下学期班里有3位同学要到上海进大学,要我一起去,他们都说可以帮助我。我们4个人一起到了上海,买了伪文凭,考进了由胡适和马君武先后当校长的中国公学。但是我不但交不起学费,连吃饭也没钱,深秋时候又害了副伤寒。当时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洪应堃老师给我找到回城南小学教书的机会,另一位做纸张生意的郑雪痕先生给了我30元,这样我又回到潮州。城南小学的黄学良校长让我当五、六年级的语文教员,月薪27元,这钱大多交给母亲。我教了一年半,积存了130元,到1932年夏天就独自到北平,住在我在城南小学同事王伟卿老师的儿子、正在中国大学读书的王士英的宿舍里。后来被赶出来,住进丞相胡同的潮州会馆。会馆从清朝就在潮州购置一批田产,每年的收益汇到北平,每个潮籍大学生每半年可分到三五块钱,一些有钱的同学把领钱的图章交给我,这样我也就有了一笔小小的收入。当时我一面寻找革命组织,一面到北京图书馆自学英文。从1934年开始,我在北平的《晨报》、天津的《庸报》、上海的《申报》等副刊和一些刊物发表一些散文和译作,开始靠稿费度日。我非常感谢一向关心进步青年的中国大学文学系主任吴承仕教授对我的关怀和爱护,我就是在他那里认识齐燕铭的。    1935年住在泉州会馆的陈伯志介绍我参加北平的"左联"。不久组织被破坏,当时特务组织宪兵第3团有不少潮州人,他们抄了我的家,发现我是潮州人。这样我在北平呆不下去了,只好到上海。一位我在北平认识的四川朋友介绍我到上海民立中学教书,可是很快因为我让班上的学生参加示威游行被学校开除。我请诗人林林(我在中国大学认识的)帮助我通过东京的"左联"和上海的"左联"取得联系。上海"左联"的负责人之一何家槐到真茹找我。我开始同他、王淑明3人共同编机关刊物《每周文学》,这是《时书新报》的副刊之一。接着又参加当时热火朝天的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我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沦陷后,所有的中文报纸,除汉奸的《新申报》外都被停刊。为突破日伪的新闻封锁,夏衍和我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出版了四开日报〈译报》。《译报》是完全刊登翻译消息、文章的报纸,这可能是世界新闻史上的创举,当时只有采用这个办法才得到租界当局的出版许可证。南京大屠杀和八路军胜利的消息就是当时上海这家唯一的中文报纸报道的。《译报》出版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停刊了。我们又采取雇外国人出面当发行人的方式,申请登记,改出大型日报《每日译报》。它改版后不限于发表译文,和一般报纸一样,每天对开一大张或两张,出版了一年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新闻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根据组织的决定进入苏北淮南地区。1943年我在赴延安途中,被中共华东局调回新四军,负责处理1940年由我在上海筹办、后来在淮南建立的"江淮大学''和"南通学院"两个大学的善后工作。1945年日帝投降后,我又奉命到上海,筹办《新华日报>上海版,并负责文委工作。    1946年因特务闯进我家,组织上认为我在上海不安全,经周恩来同意把我调到南京中共代表团新闻处工作,是代表团发言人之一。1947年被迫撤回延安,开始在新华社工作,是副总编之一,同时主持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一直到1949年3月随中央大队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在到达北平的当天,新华社兵分两路,廖承志、石西民和我3人离开新华社,到西长安街北平广播电台工作。就这样一直到1964年,我都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    1965年我要求参加"四清",这样就离开了广播局。我带一个会讲潮州话的工作组到广东贫困的海丰。    1966年我在广州听到关于彭、罗、陆、杨文件的传达后不久,就接到电报要我一个人先回北京。我是"文化大革命"最早的斗争对象之一。我一回北京,就缴了我的手枪,剪了我的红电话机线,并要我去看大字报。开斗争大会的第一·天,对我提出的第一个"批判''就是我一贯不敬重江青:她要谭鑫培的唱片我不给,她要80盘进口磁带我要她付外汇,她到广播局7次我都没有见她。还有我在广州和杨尚昆(当时他名义上还是省委书记)密谈。当着到会的1000多干部,"造反派"迫我低头、认罪,要我回答问题。当时"大批判',刚开始,还不像往后那样疯狂。我承认有这些事,但说明经过情况,当然没有人鼓掌,但除了少数想夺权者外,都对我表示同情,这可以从会上人们的表情看出来。我在广播局机关内部,除了"造反派"迫我剃阴阳头、跪沙盘外,没挨过打。我腰部、腿部、头部受伤都是外单位干的。1973年据说周总理有了指示,我从河南回到北京看病。但到"四人帮"垮台之后,我还没有"解放",靠了胡乔木、廖承志和吴冷西等的帮助,我才离开广播局到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这样我在广播局先后呆了28年。    我在中央广播局工作期间,还参加一些社会活动。1949年我被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后来是委员)。9月2日政协开幕的那一天,我终于在怀仁堂见到阔别23年的恩师杜国库,当时他是待解放区民主人士的代表。我们两人曾经有一段时间都在上海工作。但他是在"社联",我是在"左联",又都改名换姓,始终没有见面。艰苦的斗争和穷困的生活使他老了许多,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我含着眼泪紧紧抱住他。如果不是他在我困难的时候扶我一把,我怎么能在怀仁堂见到他!直到通知开会的第一遍铃声响过,我们才分别回到自己的座位。我还当过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党的八大、十二大代表。"文化大革命"后,我当过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人大常委和第一、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会。我是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副主席。1961年和1963年曾分别率领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参加哈瓦那的国际记协会议和雅加达的亚非记协会议。    1977年我调到社会科学院,在那里工作10年。1986年,我已73岁7,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到现在也快10年。我有两个弟弟:四弟李革,参加革命后在新四军军部社会部工作,解放后在福建从事公安工作,后调上海药材公司任党委书记。五弟陈芸解放后一直在北京某坦克厂工作,现在都已离休。我的著作有《梅益论广播电视》;翻译作品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行漫记》和《对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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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潮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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