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际遇传

    黄际遇(1885—1945)是20世纪初在中国开创现代高等数学教育事业的元老之一。他学贯中西、文理皆通、艺德双馨、精力过人。他一生处在我国社会风云变幻多端、新旧斗争激烈、内外战争交错的动荡年代。他奔波南北于数所高等学校,在乱中求静,因时因地创建多所高校数学系,教书育人30余年。其中在武汉大学10年(1915—1925),两进河南大学(1925—1926,1928—1930),在山东大学6年(1930—1936),三入中山大学,尽显他的文理才华,为世人同声称赞。他在辗转南北办学途中,曾两次落水,最终随江河而去。
 
     一  学贯中西的岭南才子(简历)
 
     黄际遇,字任初,号畴庵。清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在广东省澄海县在城镇出生。黄家系澄海望族,父亲黄韫石是清代贡生,以廉干参与县政数十年。有两子,长子际昌廪膳生员,早卒 ;际遇是次子,少从家学,读书过目成诵,敏捷过人,时称神童。少年时期在其父兄及乡前辈陈东塾先生的教导下,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1898年年仅13岁的黄际遇参加童子试,中试为县学生员,是同科诸生中最年幼者。当时出督广东学政的张百熙(1847—1907),对少年黄际遇非常器重喜爱,特赠《后汉书》一部。他爱不释手,熟读该书,直至晚年著文,仍喜用《后汉书》的文藻和典故 。随后黄际遇入汕头同文学堂学习,旋又转往厦门同文书院补习日语。
     1903年 ,黄际遇由广东官派到日本留学。于光绪二十九年六月(1903年8月)到日本,入宏文学校普通科学习,毕业后,又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1906年4月)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科,专攻数学,是日本著名数学家林鹤一博士的高足,也是我国最早以习数学为主科的少数留学生之一。宣统二年三月二十八日(1910年5月7日)颁发毕业证,证书号数1394,加编号数432。留日期间,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与陈衡恪(字师曾,1876—1923)、黄侃(字季刚,1886—1935)交住甚密,当时与黄侃一道向避居日本的章太炎(名炳麟,1869—1936)学习骈文、小学,兴趣甚浓,晚年曾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
     1910年,黄际遇从日本学成回国,受聘到天津高等工学堂任教。这一年他进京殿试,中格致科举人。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随之而来的文化革新、创办新学急需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教师。为此,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教育部将全国划为六大学区,每个大学区统一设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主要招收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学生,本科分设:国文、英语、史地、数理等部,专门培养新学师资。华中区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现武汉大学前身)于1913年成立,始招预科,第二年(1914年)开办本科数理部、英语部。黄际遇于1915年 应聘任武昌高师教授,教数学、物理等课程,兼数理部主任,其间一度出任教务长。1918年冬,他被派往江浙一带参观考察理科教育,回校后,1919年春写成长篇报告《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进行实况及成绩说明书》,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好评。1920年12月受教育部委派,他到美国考察教育,同时到芝加哥大学进修,成为著名数学家L.E.Dickson(1874—1954)的学生,1922年获该校科学硕士学位。在武昌高师师生的催促下,于当年10月仍然回校工作。1923年武昌高师改为武昌师范大学,原设的四部改分为八系,黄际遇任新成立的数学系主任。其间,1924年一度应湖南省教育厅之聘,担任“湖南省会考主试官”,主试湖南全省中学生。
     河南省的第一所大学——中州大学(现河南大学前身)1923年在开封市成立,中州大学校长张鸿烈是留美硕士、同盟会会员,与黄际遇熟悉,特邀他到该校主持数理系,兼校务主任。黄际遇1925年9月到中州大学。1926年奉系军阀盘据开封,摧残教育,致使中州大学无法上课,处于停顿状态。此时,地处南国广州,由孙中山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7月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原数学系扩大为数学天文系,积极筹建全国大学的第一座天文台,需要充实师资力量,邀请黄际遇回桑梓广东,任中山大学理学院数学教授。
     1926年冬,黄际遇由开封出发取道上海,乘船南下广东,不料途中触礁,海轮沉没,继遭海盗洗劫,他随身携带的著作、衣物等全都荡然无存,仅以身免 。1927年3月,他出现在广州中山大学给学生讲课的讲台上。
     再说河南方面,1927年6月,北伐军进驻开封,冯玉祥被任命为河南省主席,冯重整教育,将河南仅有的三所高等学校合并到中州大学所在地重建,取名国立开封中山大学(也称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现河南大学),一再恳请黄际遇重返开封,到开封中山大学任职。他盛情难却,于1928年第二学期再度到开封,任开封中山大学校务主任兼数学系教授。翌年即1930年5月被任命为该校校长,后又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但他不愿意从政,一再请辞离开,回学校任教。
     1029年春,原在济南的国立山东大学迁往青岛重建,改名为国立青岛大学,由蔡元培、杨振声等组成筹备委员会。1930年5月杨振声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仿效蔡元培广聘专家治校,黄际遇应聘于1930年9月到青岛大学,任该校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1932年5月,杨因中央不解决学校经费,而辞职离校,校务会决定由黄际遇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处理一切校务。是年9月,国家行政院决定,将青岛大学校名改回,仍称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黄际遇任合并后的文理学院院长,仍兼数学系主任,并当选为山东大学校聘委员会委员。
     1936年初,山东军阀韩复渠借故给山东大学制造经济困难,校长被迫离校,提出辞职,黄际遇也在此时趁机离开。2月回到广州,再次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分别给理学院、工学院、文学院三院学生授课。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侵略中国,1938年10月,广州失守沦陷,黄际遇移居香港避难,中山大学西迁至滇南瀓江。
     1940年9月,中山大学由澄江迁往粤北坪石,再次请黄际遇回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数学天文系主任兼校长室秘书,同时还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讲授骈文等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分散各地办学的中山大学师生,陆续返回广州校址。10月21日黄际遇一行80余人,赁大木船一艘从粤北的北江乘船返校途中,“上午8时许,船行至白庙,将抵清远城。先生因出船舷解手,失足坠于江中”。同船的中山大学教务长邓植仪警觉,“悬钜金急营救,四子家枢随侍,亦仓皇下水救,卒以谬俗不救已溺,增援力薄,遂罹难。”终年60岁。
 
     二、开创高校现代数学教育
 
     黄际遇是我国最早留学日本主攻数学的极少几位学者,后又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专业的科学硕士,本人勤学苦钻,具有较深厚的现代数学知识,和较高的现代教育素养。国内数所高校争相聘用,委以创建数学系等领导重任,他不负众望,尽心尽力,在每所高校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19年他写成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进行实况及成绩说明书》,一万余字,是他早期数学教育思想的总结和教学成果的展示,以后几十年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
     1.关于教学。他反复强调 :高校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养成研究及创造精神,“即有整顿思考力与创造真理之精神。”他要求教师“必于上课之前充分预备,细思教者为何、教之如何、何为教之三事,即目的、方法、理由三事。讲解之时能提要钩玄、引人入胜,以论理为方法,以真理为归宿。”反对教者“于教授之时徒诵读课本讲义之章句,或仅略为扩张,至考试时则缩狭课程之范围,多出暗诵的机械的题目。”对于本科学生,他提出三点希望:“(一)于规定时间之内获充实正确之学识;(二)养成读书能力备他日研究之资格;(三)以自动为原则,不徒以默听暗记为能事。”由于年龄和学识的差异,“对于预科生宜持极端干涉主义,凡一言一动皆注视学生听讲精神之集中力如何,多采用启发式。”此外,对于教法、作业、实验、实习等,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进行实况及成绩说明书》中都阐述了他的见解和主张,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先进的、开创性的。
     黄际遇教学任务一直比较繁重。除后期的文科课程外,仅数学课程,以1927年在中山大学为例,一个学期中,分别给数学天文系的一、二、三年级上必修课代数、数论、微积分,还给物理系、化学系、矿物系三个系的二年级分别讲微积分、数论等课,每周仅课堂教学至少15个学时。 
     2.关于师资。是20世纪前30年最困扰高校之事。直到1930年,数学系仍为1人系,据《山东大学校史》记载:“(数学系)1930年度建系时,由于当时只有一名教授,仅能开出微积分、代数解析、立体解析几何、数学演习4门课程。”这一名教授就是黄际遇,并且还是该系这个学年唯一的数学教师,他包揽了全系的全部数学课程。从第二年度(1931年)开始,三年间每年只引进一位讲师,他们是:宋智斋(字鸿哲)、李先正(字保衡)、杨善基。教授亟缺,他心急如焚,1932年就积极争取他早年的学生、时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曾炯(1898—1940),学成后到山东大学任教,因学业未完难解近渴,曾炯推荐获得博士学位已经回国的留德学友李达(字仲珩,1905—1998)。1934年8月,李达辞去清华大学教授来到山东大学,这是该校数学系成立第五个年头才迎来的第二位教授,黄际遇通过校方将自己兼任的数学系主任让给李达。1935年,陈传璋(字琰如,1903—1989)刚获得法国理学博士,黄际遇就聘请陈到该系任教授,同月李锐夫(原名李蕃,1903—1987)也来系任讲师。至此,山东大学数学系已有3位教授4位讲师,属当时国内师资力量较强的数学系,是该系解放前的鼎盛时期,能开出50门课程。其中:必修课15门,分组必修课22门,选修课13门。 
     黄际遇建设数学系,一方面争取外来人才,另方面自己培养。早年,他刚到武昌高师数理部,得知第一届学生曾瑊益(字昭安,1892—1978)等组织有课外学术团体,他倍加爱护、精心扶植、指导改组(详情后述),有意培养这些学生成长。1917年,曾瑊益毕业后,他支持曾到日本留学,不久因故回国,又力主曾再到美国深造,又将曾在美国的研究成果推荐到国内发表,激励后学,保持联系。1925年曾昭安(即曾瑊益)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创建领导武汉大学数学系数十年,他们师生之间在各自办数学系的岗位上,常有书信往来。他善于捕捉并培养新生苗子。1932年,刚大学毕业在青岛胶济铁路中学任教的刘书琴(1909—1994),好学上进,黄际遇特地安排刘到山东大学数理学会作一次讲演,讲题是:“数学的定义”。
    1933年11月,山东大学纪念徐光启逝世300周年举行学术报告会,他让新到任的讲师杨善基(1904—1966)讲“几何学的分类”。对于这类启用新人的特别讲演,他自己事先准备内容提纲,向讲演人提出具体要求,进行细致指导,目的是给青年人一个锻炼成长的机会。以后刘书琴留学日本,杨善基到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后,刘、杨一直在高校数学系任教授。
     1922年,黄际遇从美国返国,途经日本到东北帝国大学,见到快大学毕业的陈建功(1893—1971),便约请陈毕业后到武昌高师任教。1924年,陈如约到校(此时称武昌大学),教了曾炯之、王福春两位高材生。他支持并向校方推荐陈建功再次出国深造,“与武昌高师校长意见相左,故辞职往河南。”陈在武昌大学教学两年后,1926年再次到日本攻读博士学位。1929年,他得知王福春(字梦强,1901—1947),在日本学习仅是一名旁听生,经费有困难。1930年他便聘请王中途回国兼任高校教师,既解决王暂时经济之急需,又达到深造之目的。不少青年,在他的多种扶植帮助下,后来都成为高校骨干教师。
     3.关于教材。民国初年,刚新建的高等学校,教材是空白,教师们多采用从外国进口的外文原版教材。黄际遇说:“采用外国课本,则有文字之困难、购买之困难、各书程度不合之困难。”在武昌高师时,他编写了《(衔接小学)中等算术教科书》、《微积分学》,译注了日本藤泽利喜著的《续初等代数学教科书》和《续初等代数学问题解义》,在1917年出版发行,属我国早期的教学用书。据他的长子黄家器(1912—1988)介绍,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他编写不少数学教学用讲义,如:《近世代数》、《高等微积分》、《群底下之微分方程式》等。遗憾未见正式印刷留存下来。他在数理学会等学术团体,多次倡议大家参与编写数理化教科书或数理化丛书,但一直收效甚微。
     1933年3月9日,他收到一封教育部邀请他出席全国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的聘函。函中附有讨论会的议题目录,希望与会者事先准备好提案。他阅后喜出望外,根据待讨论议题,立即拟出了两个提案:一是汇集每年各大学数学毕业论文或报告,由教育部审定刊行案;另一是编纂高等数学丛书案。3月21日,他在日记中留存了寄出提案的底稿。其中关于编纂丛书案的内容是:“案由:高等数学书籍需要甚急,良以世界学识,浩如烟海,不惟外籍奇贵,非寒士所能负担,即以语言文字不同之故,亦已使穷经者皓首,故非联合群力纂为丛书,不足以惠润多士,养使国人习好科学之基,浸成学术独立之效。然以一人为之,力固有限,商之书局,尤以纯粹科学性质,卖场不旺,不愿合办。所以三二十年以来,此项书籍,可供学生参考者,不满十种。区区日本,一年以来,刊行高等数学讲座至四部之多,其内容达百余种。故非联合群力,编纂高等数学丛书,由教育部审定刊行,不足以应此需要。”“办法:(一)成立高等数学丛书委员会。(二)委员会拟定丛书门类、丛书格式、丛书程度标准及各种进行事项。(三)由各大学各研究所教员研究员,认定门类,依照格式标准程度编纂之。(四)各书编纂后,送至教育部审定出版。” 会议于1933年4月1日至6日在南京召开,这是一次讨论学科发展的重要会议,数学界不少知名数学家:冯祖荀、姜立夫、胡敦复、郑桐荪、朱公谨、苏步青、赵进义,还有黄的学生、此时已是武汉大学数学系主任的曾昭安等都出席了这次大会。黄际遇的提案引起了大家共鸣,与会者积极支持响应,得到会议通过。会后汇集群力,或编著、或翻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的第一套大学数学丛书共20余种,对我国大学数学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4.关于组织课外学术团体的活动。指导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参加的数理学会,创办数理报刊,在黄际遇看来是培养研究创造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他每到一校,只要条件稍许,便支持或倡议师生成立数理学会,其中以武昌高师的数理学会和由该会主办的《数理学会杂志》成绩最显著。
     武昌高师数理学会,最早是该校第一届预科班学员曾瑊益(字昭安)、陈庆兆等,于1914年4月8日成立的数学研究会,初以研究数学演题为主体。“逮黄际遇先生主讲本部,会务益加扩充,凡先生毅力所能及者,无不筹备周至。”因当时数学专业、物理专业的师生都很少,各高校一般都是数理或数理化在一起活动。原数学研究会几经改组,于1916年9月26日正式成立“武昌高师数理学会”。制订的“学会简章”规定:“本会以研究数理补助教科为宗旨。”以本校学生为会员,教员、毕业生为特别会员。简章还规定该会会长“总理会务由本校数学物理部主任充之。”黄际遇便成了数理学会的当然会长。数理学会最初的活动主要是讲演,每两周一次,每次2人,由会员轮流担任,讲题随意。另外,还请专家或校外著名人士作不定期特别讲演。
     “五四运动”前夕,科学学术思想日加活跃,北京高师、北京大学数理学会分别都在酝酿出版刊物。武昌高师数理学会也准备出版《数理学会杂志》,该杂志简章规定:“本杂志以研究数理之学科,推广数理之知识为宗旨。”内容“专记数学物理化学等科,以资专门之研究,且便于中等学界教授上及学业上之参考。”创刊号于1918年5月15日出版发行。黄际遇为创刊号花了很多精力:他写了“发刊辞二”,写了论文《数学上种种误谬之理由》,包揽了“文艺”栏目的4篇稿件,和“质疑”栏目的两篇,他还承担了这一期的编辑发行,带动鼓励会员大家一起来办好这个刊物。前六期每期都有他的文章,第7、8、9期因在国外进修,未写。1922年10他刚回国,不仅继续撰稿,还推荐“日本东北大学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部之课程”在第10期发表,还推荐正在美国攻读学位的靳荣禄(芝加哥大学)、曾瑊益(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论文,在杂志上用外文发表,逐步提高杂志的水平。
     1922年12月,数理学会(此时已改称“武昌高师数理化学会”)修订简章,宗旨改为:“联络同志研究数理化并促其发展”,方向上比前又提高了一步。会长和职员都选举产生,黄际遇在校时,一直担任会长。此时,曾炯当选为学会研究部主任,肖文灿、王福春当选为学会出版部发行。学会主办的《数理学会杂志》,从1922年4月出版的总第9期起改称《数理化杂志》,1923年6月出版了总第11期,是目前见到的最后一期,但内容上没有停刊的迹象?
     后来,黄际遇到了河南大学、山东大学都组织了数理学会。在河南大学,他曾指导学生宋鸿哲(即宋智斋)等负责办《数学报》。山东大学数理学会的讲演活动相对较多,除会员轮流的普通讲演外,他亲自组织一些特别讲演。如:前面提到胶济铁路中学教师刘书琴、本校讲师杨善基都向学会作过这类讲演。通过学会活动,培养了不少人才。黄际遇的研究成果,一般都是先向学会讲演,他的一项有创见性的“Gudermann函数之研究”的前半部分,1926年冬向河南中州大学的数理学会讲演,后半部分延至1932年4月在山东大学数理学会讲演。 
     此外,他非常重视学会之间的交流,早在1918年12月,他就派夏隆基到北京,代表武昌高师数理学会参加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数理学会联席会议,共商发展大事。1925年11月,他在北京,应北师大数理学会之邀,讲“数学今后在教育上的地位。”1933年初又到北京,此时是北师大数学会,又邀请他讲“怎样研究数学”。每讲前,都表述他对该校学会的感情。第一次讲时,他说:“兄弟对于贵会,以前虽然没有见面,但想到北师大时,就联想到这里的数理学会;并且由杂志也交换了不少的学术意见,所以可以说精神上我与贵会是联络的、一贯的。”第二次讲题前,他说:“几年到北平来一次,就好像乡下人到城里来一样,为是带点城里的东西到乡间。……”他热心于办好师生的课外学术性学会,亲自领导学会,创办杂志、撰稿,以此引导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造精神,是他开创高等数学教育的特色之一,为此付出的大量心血,是他同时代的数学教授中最突出者。
     我国高等数学教育发展初期,黄际遇是京津沪之外少数几位著名的数学教育家之一。1935年7月中国数学会成立,设董事会董事9人,理事会理事11人,评论会评论21人,黄际遇当选为“计划发展本会事宜”的董事会董事。是当时我国数学界公认的元老。
 
     三、博学鸿才 德艺双馨
 
     熟悉黄际遇的友人、学生,几乎都公认他是一个学贯中西、兼长文理,并于书法、棋艺、体育等项皆精通的博学才子,且精力过人、效率特高。认真研究过他日记的杨方笙先生,著文《黄际遇和他的〈万年山中日记〉》,称他“是个了不起的学问家。”下面主要摘抄数篇有关文章的一些段落,介绍他的博学和德艺。
     黄际遇少年时期学习国学,功底较深。1936年,他再次到中山大学时已年过半百,分别给文、理、工三个学院的学生上课,他的研究兴趣,逐渐向国学方面转移。抗战期间,在粤北坪石任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主任。据他的学生、当时的校长张云回忆:“远处十余里外之清洞底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竟还请其讲授骈文,黄师欣然而起,善诱循循,常谓:‘此义务功课,较诸受薪而为者,兴趣更浓。’”他对听课的学生说:“系主任可以不当,骈文却不可不教。”他上骈文课时,“随着那抑扬顿挫、悠扬悦耳的潮州口音,以手击节,用脚打板,连两眼也眯缝起来,脑袋也在不断地划着圆圈。”板书“一律用篆文书写黑板。既写得快,又写得好,真够得上是铁划银钩了。为什么要写篆文呢?他说:‘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嘛,应该学!’”听过他课的学生何其逊说:“上黄老师的《骈文》课,真是如坐春风,如饮醇酒,无时无刻不享受着文学艺术的薰陶。”此外,他还开《说文研究》课程,圈点十三经、《昭明文选》、《资治通鉴》等书,着力于音韵、文字、训诂、方言之研究。著有《班书字说》、《潮州八声误读表说》等诸文。他“由喜读骈文而兼喜楹联,日记中不仅选录大量前人联语,自己还撰作了不少题赠对、格言对、集句对。对于能充分体现汉字精巧特点的灯谜、酒令,他也颇感兴趣。” 
     黄际遇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写日记很用心而且不间断,数十年如一日。书法秀健,词句典雅,内容不拘一格:或记高深数理的推算方式,或记象棋的得意步骤,或抒身世家国之感,或叙眼前景物,兴之所之,拉什写记。”他为什么多年不辍地坚持写日记呢?在《万年山中日记》第7册的小序中,他总结出写日记有“三得”,简言之即“记治学日记具有铢积寸累、以备遗忘,及时采录、化为血肉,爬梳得失、吸取教训的作用,它的好处很多。”他在山东大学的同事梁实秋(1902—1987)说:“他的日记摊在桌上,不避人窥视,我偶然亦曾披览一二页,深佩其细腻而有恒。他喜治小学,对于字的形体构造特别留意,故书写之间常用古体。”“由于它全部用的是文言文,有些还是华丽富赡、用典很多的骈体文,文章里用了许多古今字或通假字,而且绝大部分没有断句、不加标点。如果读者不具备一定的文字学知识,几乎触目皆是荆棘,无从下手。”“蔡元培先生曾说:‘任初教授日记,如付梨枣,须请多种专门者为任校对。’” 
     1926年以前黄际遇的日记,由于那年冬天他乘海轮南下时,触礁落水及海盗洗劫,已无存,以后有一小部分散失。尚留存下来的有《万年山中日记》24册、《不其山馆日记》3册、《因树山馆日记》15册、《山林之牢日记》1册。这些遗作,主要由他的第3个儿子、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家教(1921—1998)保存。后来黄家教同诸兄弟商议后,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赠交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文化名人档案库”永远收存。
     书法也是黄际遇的强项,“黄际遇书法始学颜柳,后又博览诸家,尤精碑学,得《张黑女碑》之神髓,形成健朗清癯,俊逸淳穆的书风。”“为享誉大江南北之书家,……所用篆、隶、真、草,咸臻其妙。其翰墨飘逸潇洒,或为劲拔,自成一格。”“他经常应人之请作书,兴会淋漓时一日可多20余纸。”抗战期间在坪石,“慕际遇之名而立雪问字者,踵接肩摩。” 
     黄际遇“自幼酷爱象棋,品艺俱高,曾总结出‘狠、准、稳、忍’四字诀”。“在广州及香港时,曾与穗港名手对弈,常不相伯仲。”梁实秋说:“他的日记里更常见的是象棋谱,他对于此道寝馈甚久,与人对弈常能不用棋盘,即用棋盘弈后亦能默记全部之着数,故每有得意之局,转逐步笔之于日记。他曾遍访国内名家,棋艺之高可以想见。”此外,还喜欢体育,“青年时代喜击剑,善骑术,兼喜足球。在日本时,曾获击剑比赛之荣誉奖。”“在青岛大学时,曾被请去作过学生足球赛的执法裁判。” 
     黄际遇不仅在文、理、艺、体等诸方面博学,而且提携后辈,品德高尚。张云说:“黄师学贯中西,有过人的美德。豪快诚挚,使人乐于亲近。”40年代,他第三次到中山大学,已年近花甲,除担任该校数学天文系主任、中文系的国学课外,还兼任校长室秘书。此时的校长(代理)是他的学生张云。张说:“我在坪石掌理中大时,黄师慨然降尊,屈就记室,事无大小,莫不躬亲,职权所关,必谦虚研讨,减轻了我对事务的关怀,而增加了我奋进的活力。他常对人言:‘青出于蓝,我当辅之,以成大业。’诚挚热烈的心情,令我感激到无可言状,惟有尽着弟子敬师之礼,事之如父而已。”张又说:“我在职时一切的书札和题词,多由黄师代笔,虽片言只字,受者如获珙璧。夺他人之美,我常表歉意,而黄师却常引中国社会文字应酬之习惯以为解慰。嗣更以积极的鼓励,以代消极的慰安,说:‘有为者,亦若是,世上无不可之事,汝天赋高,努力多读多作,自然有成。’”他的女婿钟集曾问过他:“何以做秘书?他答:‘以老师入幕府,自古都有先例。’” 
     黄际遇身材魁伟、步履雄健、端庄严肃,但并不令人生畏。平时喜穿布长衫,在长衫胸前左右两边各缝一口袋,一个细长,一个短宽,细长的是插钢笔、铅笔或粉笔,另一个装眼镜,他说这是为了用进取其方便,也是他独特的风格。他嗓音调门高,属广州官话。“为人豪爽,好客重友,涉足文理两大领域,脚迹遍及全国各地,同他交好结识的朋友为数众多。”梁实秋说:“友朋饮宴之间,尤其是略有酒意之后,他的豪气大发,谈笑风生。他知道的笑话最多,荤素俱全,在座的人无不绝倒,甚至于喷饭。我们在青岛的朋友,有酒中八仙之称,先生实其中佼佼者。”  
     黄际遇原配夫人陈氏,生有3子2女;继室蔡氏生4子1女。他共有子女7男3女,成年后都在广州或澄海工作,大多数从事大、中、小学教育,现在多已过世。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21日,黄际遇从北江乘船返回广州途中不幸失足落水遇难,遽然去世的噩耗,迅速传遍中山大学各院师生,大家都深深痛惜这位文理双全、诲人不倦的老师;亲朋友好,不少作挽联寄托哀思,老舍(1899—1966)的挽联云:“博学鸿才真奇士,高风亮节一完人。”戴季陶(1890—1949)、朱家骅(1893—1963)等知名人士也敬送了挽联。中山大学当时的“代理校长金曾澄、新任校长王星拱、原代理校长张云、教务长邓植仪、总务长何春帆,组成黄际遇治丧委员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广州市区文明路国立中山大学旧校址小礼堂举行黄任初(黄际遇字)教授追悼会。由教育部特派员张云教授主祭。”追悼会后,治丧委员会决定组织黄任初教授著作出版委员会,筹集奖学基金,以作纪念。张云说:“黄师生平文艺作品十九存于日记中,今阅其日记,不论整篇零简均极美妙,百读不厌。……追悼会之后,我便提议把他的日记全部影印出来,但以目前的物质条件所限,对此还不易办,结果还决定将日记中有永久性的作品,及其他单篇文字先行抽选付印,同时并列为中山大学丛书之一”。后来由于张云出国,国内时局动荡多变、经费困难等因素影响,黄际遇著作文集一直拖到1949年,张云回国,再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时,于1949年8月才出版,书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丛书)黄任初先生文钞》。出版经费得到武汉大学广州校友会的捐助,以表示他们对黄际遇先生的敬意。
     1947年2月8日,国民政府特发布一则褒扬黄际遇的命令,全文如下:“国立中山大学教授黄际遇,志行高洁,学术渊深,生平从事教育,垂四十年,启迪有方,士林共仰,国难期间,随校播迁,辛苦备尝,讲诵不缀。胜利后,归舟返粤,不幸没水横震,良深轸惜,应予明令褒扬,以彰耆宿。此令。”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由政府发布命令褒扬的第二位数学家,第一位是1927年故去的胡明复。上世纪60年代,中山大学有关人士曾有出版《黄际遇先生文集》的动议,已请黄海章先生作序, 后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而中断,至今尚未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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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友余
来源: 
摘自《黄际遇先生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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