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难归”的大学者——饶宗颐

    要写一篇介绍饶宗颐先生的文章并非易事。因为先生“业精六学,才备九能”,迄今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400多篇。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书画、音乐、韵学诸方面都有骄人的成就,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称他是哪一方面的“家”都不足以概括先生的学术成就。因而有学者戏称饶先生是“有家难归”的大学者。“有家难归”是因为“家”太多了,“归”到哪一家都不合适,故云。成就如此之高的大学者,要介绍他就得读懂他的著作,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及至家庭、社会背景。然而我们做不到这些。有幸的是,作为潮汕家乡的学子,我们多次得到饶先生的指教,为饶先生的入品、学识所深深折服。现愿意把我们所了解到的饶先生的故事和成就告诉大家。
 一、家学渊源,少年才俊
     饶宗颐先生,字固庵,又字伯子、伯镰,号选堂,广东潮州人。1917年8月9日(农历丁巳年六月二十二)生于粤东文化古城潮州的一个书香世家。
     饶先生的家乡潮州,座落在美丽富饶的粤东韩江三角洲,在宋代便己有了“海滨邹鲁”的美誉。里商贾如云,人文鼎盛。饶先生的祖上原居江浙,后经闽入粤,定居潮州。饶先生的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三,名宝璇,初字纯钩,后改字锷,号钝鹿,又号兹园居士。饶锷老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不但饱学,而且思想进步,参加过陈去病、柳亚子创办的文学团体——南社。
     饶老先生喜买书,喜藏书,见到喜欢的书就买来读,并收藏起来。他的藏书楼叫做“天啸楼”,储书达十万卷。饶老先生读书既多,学富五车,尤工于诗文,精于考据,方志谱牒,更是擅长,曾著有《疏证》、《王右军年谱》、《慈禧宫词百首》、《潮州西湖山志》等,还当过《粤南报》的主笔。饶老先生还是位豪侠儒商,在潮州开有钱庄,但他不是守财奴,他不但喜藏书,还喜广求天下奇士,青年进步作家冯印月、冯瘦菊、冯素秋(“左联”五烈士之一冯铿的兄、姐)都曾与其交往.得到过他的支持。
     饶宗颐先生的母亲蔡老夫人是名门闺秀,祖父蔡一桂,清同治年间曾任资政大夫,父亲蔡子渊是进士出身,曾任户部主事。
     在这样良好的家庭环境中,饶宗颐先生从小就培养了好学多思的优良品格。先生小时候喜欢读《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等一类古典小说。6岁时,开始练书法,学国画,尤其喜欢画佛像,8岁时,就读于潮州城南书院。9岁时,己能阅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等古籍。至10岁,便能诵《史记》篇什,历阅佛典经史和古代诗词曲赋。11岁时,从画家杨栻(1886-1966,字寿玬,又字寿杨)学习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名家法贴。他很喜欢任伯年的作品,曾将杨栻家所藏的任伯年名作一百多幅都临摹了一遍。这为先生日后的书画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饶宗颐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省立金山中学初中部。但在这里,他总有“吃不饱”的感觉,对课本中的唐诗宋词或《古文观止》里文章他早就烂熟干心,而他认为不用在此浪费大好的少年光阴,仅读了一年他便不再读了,倒是当时教古文的一位叫王弘愿的老师,指导他学古文要从“韩文”入手。这对饶先生影响很大,九十年代时饶先生还记得这位王先生。他回忆道:我很信服王师这一套,“现在我还是要谈作文应从韩文入手,先立其大,先养足一腔子气。”(胡晓明《饶宗颐学记》)由此可见这位王先生对少年的饶宗颐的影响之深。
     饶锷老先生是位饱学之士,是位豪侠儒商,家中常常是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经常到他家论学酬唱的有文学青年冯印月、冯瘦菊等,诗人有柯季鹗、戴贞素等;画家有王显诏、杨栻等,还有后来成为词学大家、中山大学教授的詹安泰先生等。他们在饶府谈古论今,吟诗作赋,好不热闹。少年饱学的饶宗颐喜欢静静地坐在一旁聆听着大人们的高谈阔论,在大人们的鼓励下,他偶尔也参与酬唱。《选堂书画》中录有他16岁时作的《咏昙花诗》一首。诗云: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吐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滋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迫大苍。
         大苍安何穷,天道渺无极。
         哀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珍,转瞬讵为迫。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今夕。
     由此诗可见少年饶宗颐才华横溢,志向高洁之一斑。
 二、矢志治学,崭露头角
     可惜的是,饶锷老先生因潜心编写《潮州艺文志》而心力交瘁,在饶宗颐17岁这一年便匆匆地离开了人间,享年仅42岁。真是天妒奇才,哀莫大焉!饶老先生弥留之际,没有别的牵挂,遗憾的就是没能完成《潮州艺文志》的编撰工作。饶府上因饶老先生的仙逝而没了过去的欢乐和热闹,父亲临终前的牵挂使己步入青年的饶宗颐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父亲的未竞事业。他一方面邀请父执郑晓屏、杨光祖、蔡兰生等人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编辑成五卷本的《天啸楼集》;一方面旁搜博采,拾佚钩沉,继续编撰《潮州艺文志》。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潮州艺文志》终于杀青。该书遍录了自唐·赵德《昌黎文录》至本世纪40年代可考的潮籍名家著作,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收集书目1000余种,囊括了当时能搜录到的潮州1000余年来的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是一部研究潮州学术史的重要文献。《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刊》1935年第4卷及翌年的第5-6卷上。而这一年,饶宗颐才18岁。
     《潮州艺文志》的编撰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饶先生著书立说的雄心壮志,他的聪颖才华和渊博学识也得到了充分发挥。继《艺文志》之后,他又搜罗资料,编撰了潮州《金山志》和《广济桥志》。潮州广济桥建于宋代,是中国著名古代桥梁之一,《广济桥志》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当年曾刊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言文学专刊上,1993年又收入香港出版的《广济桥史料汇编》之中。几部著作的刊行,使青年饶宗颐在省内头角崭露,得到了著名学者罗香林等的赏识,被聘为广东通志馆纂修。他又撰写了《韩文公祠沿革考》、《古海阳考》、《海阳山辨》等文章,后来编成《潮州丛著初稿》一书,为时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罗香林所推赏,列为广州市立图书馆丛书之三出版。饶先生的年青有为,受到了一位潮州籍著名学者的关注,这位老乡,便是词学专家詹安泰教授。1939年,在詹先生的举荐下,饶先生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但当时广州已为日寇占领,中山大学已迁往云南澄江。饶先生本拟绕道香港,再由港入滇。不料路途坎坷,竟身染疾病,只好滞留香港养病。
     由于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当时的香港集中了前来避难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其中便有著名出版家、学者王云五和词学家、书法家叶恭绰。王云五听说饶先生在港,便通过友人邀请他参加《中山大辞典》的编撰。而叶恭绰当时正编纂《全清词钞》,也力邀饶先生加盟。饶先生高兴地参加了这两项工作,这两项工作使饶先生更广泛、更深入地阅读了更多的书籍。特别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不少一流藏书家的各种珍本。对于古文字学和词学的研究,也是由此而开始。这对于原来只做家乡史志学问的饶先生来说,学问的领域一下子拓开了很多。可以说,饶先生的学问,由此而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从此,他对国学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饶先生撰写了《广东易学考》、《尚书地理辨证》、《说文古文考》、《金文平议》等论文,受到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的看重,并约饶先生为他的《古史辨》撰著第八册《古地辨》和史书《新莽史》。1940年,饶先生完成了他的成名作《楚辞地理考》。这书分上、中、下三卷20篇,附录收有钱穆《楚辞》研究文章三篇和方楚枚、陈梦家的文章各一篇。饶著没有墨守前人成说,而是提出了跟钱穆的《楚辞地名考》不同的意见。他反对钱氏“屈原放逐,地在汉北;《楚辞》所歌,洞庭沅澧渚水,本在江北”之说,力主“屈原本无放逐汉北”之说,并对钱氏“先泰时期楚国文化甚低”的观点提出异议。著名学者童书业先生读了书稿,十分高兴,欣然为此书作序云:“考据之学,愈近愈精,读宗颐饶君之书,而益信也。君治史地学.深入堂奥,精思所及,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此时的饶宗颐,年方23岁。
     1946年,饶先生被聘为广东文理学院教授。不久,出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潮州志》总编纂。次年又被推选为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至1949年这几年间,饶先生又把精力集中在《潮州志》的编纂上,完成了“沿革志、疆域志、大事志、地质志、气候志、水文志、物产志、交通志、实业志、兵防志、户口志、教育志、职官志、艺文志、丛谈志”等15个专志,并由汕头艺文印务局印行。同时他还完成了力作《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可以说,此时的饶宗颐虽然才刚刚年过而立,但无论在史学还是方志学、考据学方面,已是治学有成的青年专家了。
 三、游学三洲,蜚声海外
     在香港定居之后,饶宗颐以考古学、史学、方志学著作成名。1952年,他被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讲诗经、楚辞和六朝诗赋、古代文论及老庄哲学等,同时兼任《东方文化》编辑。大学讲坛使饶宗颐的研究课题进一步拓宽,学术交流更加广泛,特别是跟外国汉学家的交往,使饶宗颐得以了解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方法,涉猎国外所藏的中国文物,使他的学问又再上了一层楼。
     1953年,他出版了《明器图录·中国明器略说》(附英译)、《人间词话评议》、《长沙出土战图楚简初释》、《潮瓷说略》等论著。值得特别介绍的是,1956年,他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汉学大会,结识了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教授。会后,戴密微陪同他游览了法国著名的沙维尔尼行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并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披阅藏书。在这里,他第一次阅读原版敦煌经卷。这些宝贵的经卷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此他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地研究敦煌学,为中国人争口气!
     这位戴密微(Paul Demie Ville, 1894-1979),乃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n Pelliot,1878-1945)的高足,精通汉学,对饶宗颐的学术成就有所了解。饶宗颐对戴密微也早已闻名,因而两人在法国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论学酬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饶作《词籍考》,对明代以前词书,包括别集及相关资料罗列具备。戴密微乐为之序,并称此书堪与清代词学家朱彝尊的《词综》比美! 1962年,经戴密微推荐,饶宗颐以1959年出版的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汉学儒遵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位中国学者(第一位是洪煨莲先生)。1965年,饶、戴用中、法两种文字合著《敦煌曲》,1971年由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出版后,被列为“巴黎所藏伯希和敦煌资料丛书”第二种,成为在国际上影响重大的巨著。1966年饶、戴又结伴同游阿尔卑斯山、巴黎圣母院、拿破仑行动宫等名胜古迹。饶宗颐得诗36首,编成《白山集》,戴密微读后,击节称赏再三,遂为诗集题词:
         儿时闲梦此重温,山色终非旧时痕。
         爱听清湍传逸响,得从峻调会灵源。
     同年8月,饶戴又结伴游瑞士日内瓦等地。饶先生又得绝句36首,编成《黑湖集》,戴这次干脆把它译成法文,发表在瑞士的《亚洲研究》杂志上。
     1958年,饶宗颐游学意大利,参观考察了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等名城。返香港途中,不意飞机有机械障碍而改降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没想到在这里饶宗颐见到了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两位汉学家互相心仪己久,故而一见如故,高罗佩著有《琴道》、《稽康琴赋注》等书。临别时,他送给饶宗颐一本明万历本的《伯牙心法》。饶先生则赋诗两首回赠。
     几次的西欧之行,使饶先生结识了小少汉学家,开阔了眼界,因而学问陡长。在这个时期,饶先生对敦煌学,甲骨学、楚帛书的研究用功最勤,建树良多。除了上文提到的敦煌学巨著《敦煌曲》之外,还出版了《楚辞书录》(1956)、《老子想尔注校笺》(1956)、《日本所见甲骨录》(1955)、《巴黎所见甲骨录》(1956)、《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九龙与宋季史料》(1959)等著作。饶先生的甲骨学代表作之一《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也在这个时期出版(1959)。这部80万字的巨著甫一问世,即在国际学木界引起轰动,共有13国的文字的书评予以评介,并以此书而荣获法兰西学院的“汉学儒遵奖”。直到1996年,韩国汉学家孙睿彻还把它译为朝鲜文出版,可见其影响力之深广。也正是由于此书,使饶先生又结识了印度学者白春晖,为其东方学研究起了牵针引线的作用。
     白春晖50年代初是印度驻香港领事馆的一等秘书。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曾担任翻译,后来还被印度政府派到北京大学学习。白春晖慕饶先生大名而与之结交。饶先生教他《说文解字》,他教饶先生梵文。每周二次,坚持了三年。白是正宗的婆罗门,饶先生跟他学梵文进步很快,为日后梵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3年,饶先生被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和永久会员,前往天竺梵文研究中心从事中印关系研究。在白春晖的推荐下,他得以师从白的父亲、印度著名学者老白春晖学习《利俱吠陀》,足迹遍及印度南北。在这里,他有小少新的发现,如刘熙的《释名》源于《婆罗门经》,韩愈的《南山诗》深受马鸣的《佛所行赞》的影响,“悉昙”(音韵学)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和语言学的影响等等。他写出了《印度波尔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评议》、《梵文四流音RR[[与其对中国义学之影响》、《华梵经疏体例同异析疑》等很有见地的论文,还翻译了《梨俱吠陀》经,为中印文化文流史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68年8月,饶先生应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林大波之聘请,任该校中文系首任系主任兼教授。饶先生又利用身在星、马之机,游历星洲及马六甲槟城,专事搜求当地华文碑刻,后整理为《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发表于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学报上,受到华侨史学界的关注。1972年底至1973年5月,饶先生又受聘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研究教授。1973年下半年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中文系主任兼教授,一直到1978年9月退休。在此期间,美国耶鲁大学曾发来聘书,请求饶先生任该校研究院的客座教授。
     1976年,他应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密微的学生汪德迈的邀请,任法国远东学院院士,第三次赴法讲学、研究。这次到法国,他又经汪德迈介绍,师从法国著名学者博特罗(J.Bottero)教授学习楔形文学及西亚文献。后来,饶先生用其所学,翻译了《近东开辟史诗》,并进而探讨了近东与远东两个地区的开辟神话以及造人神话的异同,对人类精神文明史作了开拓性的研究。
     1977年,饶先生60大寿之际,出版了他的史学力作《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饶先生为著作这本书,历时五载,足履三洲,纵观3000年,横比各王朝,从正统观念的产生、汉人的正统说,一直讲到明清学者的正统观点。是书还为读者附录了自晋以降的130多名学者的160篇正统论史料。是书一出,立即引起史学界的轰动,影响重大。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重版此书,由上海复旦大学著名史学家朱维铮教授作《序》称:“国内近数十年,专究历史观念的论著本就稀见,而以正统论为题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专著更未发现,我所见而又是同行公认的力作者,唯饶先生这一部。”由此可知饶先生在史学上独辟蹊径之功力。
 四、爱国爱乡,再写辉煌
     饶宗颐先生在港、台地区及国外汉学界,声名远播。然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直到70年代末国内学界还很少有人知道饶宗颐其人及其学术成就。而饶先生也深以未能亲到敦煌、殷墟等地一睹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为憾。直到1980年,才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的邀请下,到大陆考察,畅游祖国大好河山,遍访长城内外名胜古迹。中山大学派出著名古文字学大师容庚、商承祚教授的高足曾宪通先生陪同左右,曾先生当时己是知名古文字学家,对祖国的考古果,出土文物如数家珍,起了很好的“导游”作用。这次考察,实现了饶先生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心愿,使他激动不己,他表示一定要做出研究成果,以不虚此行。回香港后,他即邀诸曾宪通先生赴港合作研究,著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和《随县曾侯乙墓钟罄铭辞研究》二书,分别于1982年和1985年出版,被考古学界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1983年,饶先生应邀出席在兰州举行的首届全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学术会议,并被聘为学会顾问,他又一次考察了敦煌。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丰富的文物激发了饶先生的研究激情,年过花甲的他精力旺盛,佳作叠出。1982年,《选堂集林·史林》出版,被学界誉为继钱钟书先生《管锥篇》后的又一学术巨著,有人称誉为“南北学林双璧”。1983年至1986年1月,他编选的29册《敦煌书法丛刊》由日本二玄社陆续出版,不仅在书法界影响重大,在敦煌学界也有重要的资料价值。1990年,己年过70的饶先生又出版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江南》及《敦煌琵琶谱》等三部著作。尤其是后一部,汇集了他70岁以后(1987-1990)所作的《敦煌琵琶谱与舞谱之关系》等10篇重要论文,是他继《敦烽琵琶谱读记》和《敦煌曲》之后在敦煌学研究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1991年,饶先生又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论集《文辙》和佛学研究论文集《梵学集》,前者收入了他研究楚辞、战国文学、汉赋、文心雕龙及唐诗、宋词的论文共60篇,是饶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1993年,他又出版了国画史研究论集《画(宁页)——国画史论集》。是书收入了先生的有关国画史的论文40篇。饶先生把艺术与宗教史紧密结合起来,另辟蹊径,探求中国精神文化史。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饶宗颐书画》。国际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为《史学论著选》作序,把饶宗颐先生跟著名学者王静安、陈援庵诸先生相提并论,指出“饶先生掌握材料和运用材料,方面广,种类很多,一些人们容易忽略的东西,到了饶先生的笔下,都被派上用场,有时甚至能给人以化腐朽为神奇之感。”同年,饶先生还再版了他的《选堂诗词集》。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年底,在澳门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上,饶先生作了题为《潮人文化的传统和发扬》的演讲,倡议“潮学”研究,鼓励潮团在联谊之外,设置某种有计划有意义的学术性基金,“鼓励人们去寻求新的知识,继承唐代常、韩两地方刺史‘兴学’的精神,在海外培植一些人才,发展某些学术研究,这样才能使潮人传统文化有更加灿烂的成果!”1991年在已黎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上,饶先生又登高疾呼:“请大家鼎力支持,共襄盛举,使潮汕文化能够借助各位的力量,更加发扬光大。”饶先生的号召,在海内外得到了广泛响应。
     1994年,第一届潮学国际研讨会终于在香港中文大学胜利召开,树起了“潮学”大旗。接着,1997年,第二届大会在汕头大学召开,第三届大会也于1999年10月在潮州韩山师范学院召开。饶先生还主编了《潮学研究》论文集,至今己出版7辑,凡200万字,使“潮学”研究蔚然成风,并在海内外有了良好的影响。《文史知识》、《寻根》、《岭南文史》等文史杂志都办了潮学专号,一时之下,“潮学”己为国内外文史学者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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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伦伦 王振泽
来源: 
岭南文史200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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