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詹安泰老师

    进入中山大学后的一个周末,朋友带我到西南区64 号詹安泰先生的寓所。房子中间是客厅,左侧是几个寝室,右侧有一间大概还不够十平方米的书房。
    我就在这个书房里数次见到詹老师。
    先生的丰姿,请让我用汤擎民教授(饶平柘林人)的夫人沈南城老师的文章予以介绍:“宽广、稍高的前额上,看不到明显的皱纹,笑起来眼角也不露鱼尾褶。两道不算浓的眉毛下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射出睿智和博学之光,……身材并不魁梧,但很匀称、矫健,腰板是笔挺的。谈吐举止,大有倜傥不羁的名士风度。”
    朋友把我的姓名告诉詹老师。隔着书案,他问我家在哪里、哪个学校毕业等。随后,介绍他正在为新同学串讲屈原《离骚》准备讲稿。书案周围,翻开的书约有三十本,先哲时贤都有,光是《文选》就将近十种版本。解释《离骚》每一句,都要参阅这些版本的异同,再斟酌厘定。
    解放初,詹教授就发出“三年不读线装书”的誓言。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希望能够开拓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1955年,《屈原》专著付梓;翌年,长篇论文《论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学上的作用》发表。这在当时文科学术研究领域是一件盛事。詹先生学识弘富,判断准确,且自觉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1956年,先生汇集从汉朝王逸以来注家对《离骚》的研究心得,爬梳剔抉,完成《离骚笺疏》书稿。刚隔一年,在将为新同学讲课之前,詹先生还是像开新课似的,一句一词一字,重新仔细审校。詹先生这种极其认真负责、极其谨慎绵密的的大学者风范,为一个即将踏入这个领域者所亲见,确实是终生难忘。
    詹老师第一次上课的下午,57级分班讨论一个问题:对右派分子的老师要不要起立致敬。在“大鸣大放”高潮叠起之际,《人民日报》就发表三篇来头无与伦比的指导性社论,指出右派就是反动派。所以,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讨论中,居然还有“不和谐”的声音,值得一提。
    刚从部队来的调干生魏师仁,介绍部队反右的情况。假如这个人,还未有文件确定其为右派分子,帽徽、肩章还未曾摘掉,出入军营,哨兵依然得与其敬礼。
    讨论会最后一个环节,是付诸表决。无人赞成起立,魏师仁一人弃权,其余都不同意起立。詹先生第二次上课,魏师仁也没有起立,用行动表示观点“改变”了。
    那天,我坐在讲台前第三排的位子上,因为和老师有过接触,又有严肃、认真的讨论会,所以特别留心,也就记得特别牢。
    和第一次上课一样,老师穿着一套布料的华达呢中山装,几乎是踏着铃声进入教室。走到讲台前才向右转,面对着学生,把讲义夹放在讲台上,等待同学起立。可是,满教室的学生却如老僧入定,纹丝不动。过了若干秒钟,老师似乎觉察到今天之“不平常”,思想也似乎一时间凝固起来。
    1926年,先生从广东高等师范和广东大学毕业之后,就设帐于家乡潮州的广东韩山师范学校,十二年后以名士身份,调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当教授。在三十多年的粉笔生涯中,哪曾见到这种阵势?也许是作为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天职所驱使,也许是真正的大学者独有的博大宽阔胸怀,老师的心态得到及时的调整。总共只有不够两分钟,缓慢地打开讲稿,再从中山装右边的大口袋里,拿出两副眼镜,辨认一下,把近用的一副戴上,开始讲课。
    第一次课讲述屈原的时代、生平,并介绍其作品。第二次课当然应该就屈原的思想、精神、人格进行分析和评价。那天的课,字斟句酌,讲得很慢。印象最深的,先生以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为纲,对屈原悲剧的必然性条分缕析……
    尽管没有起立,尽管是听未戴帽子的右派分子讲课(大学四年所仅有),同学们的兴致却无减毫厘。每逢先生的课,许多同学都抓紧时间吃早餐,跑到课室占好位子。或者请别人代占一个座位。因为老师的声音不大,开头没有安装扩音器。文学史有油印讲义,串讲《离骚》就完全要靠笔记。况且詹老师的飘洒秀逸的行书,也有许多同学希望认真学习的。努力加快记录速度,努力跟随老师泉涌的文思,思考其中还未理解的问题,生怕有遗珠之虞。
    讲授《离骚》时,老师经常以他最娴熟的词作为佐证。引用最多的是李煜、纳兰成德等大家名句。当年的笔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了。记得最深刻的,有:“离恨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
    这些名句几乎都安排在黑板靠窗子三分之一的位置处,直书。当我写在笔记本时,心里有点发毛。假如有人将其与右派分子联系起来,很容易陷入极右的无底洞。所幸者,水波不兴……觉察到这一点的,可能不止一两个人。可谓恻隐之心,尚未尽泯。呜呼,善哉!
    第二学期,《离骚》尚未讲完的部分,由郑孟彤老师接替。过了三十年,郑孟彤老师在《怀念导师詹安泰先生》的文章里,有如下一段话:
    “一天中午,他孩子给我送来一张便条,里面写道:‘孟彤:我犯了错误,恐怕组织上不再让我教课,文学史可能由你代课,望你认真备课,把课教好,不要辜负同学们对这门课的期望。’当我看完这便条,眼睛模糊了,流下了痛心之泪。”
    1958年秋天,中文系全体师生到虎门参加劳动。1959年伊始,在虎门海军礼堂,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为大家做讲座,他的著名文章《松树的风格》,就是根据这次讲话整理的。当陶铸步入会场时,席地而坐的师生,起立鼓掌欢迎。陶铸同志和第一排的老师一一握手。陶铸把手伸过来了,詹先生才把手伸出来。讲座将结束,主讲人问哪一天回校?商承祚主任迟疑一下,才说,还有几天。陶铸同志笑笑说,我捅破你们的秘密吧?大家非常高兴,笑了,热烈鼓掌着。陶铸说,这里的香蕉品质很高,专门供应出口。安排一点时间,种一点作为纪念吧。
    次日,全系师生在细雨中种香蕉。种着种着,恰好和穿着棉衣戴着草帽的詹老师相邻,对视无言,又仿佛从对方的眼睛读出了什么。又都故意把眼光迅速转移他处。(前此,因为曾拜访过詹先生而受团的处分)这,是我和詹先生的最后一面。
    毕业次年,从母校传来消息,詹安泰老师的右派帽子摘了,马上开了宋代文学史。据说,教室挤得满满的。许多校外名流,也前来听课。其中两个最好的座位,是中文系指定留给粤剧界的泰山北斗:马师曾和红线女。
    十多年前,笔者陪中山大学中文系黄天骥教授游览潮州。边走边谈,又谈到詹老师。黄天骥告诉我:詹先生故世整整三十年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科学研究,走的还是先生的路子。 
    我接口说:詹老师地下有知,亦可瞑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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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新伟
来源: 
潮州日报(2008.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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