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挚友,更是诤友──在蔡楚生与聂耳之间

    一位是来自广东潮阳的中国电影先驱蔡楚生,一位是来自云南玉溪的中国革命音乐先锋聂耳;一位是电影《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编导,一位是歌曲《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他们曾经在风云如晦的上世纪30年代旧上海艺坛上,同为民族的解放、同为民众的新生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同的理想情操,殊途同归的艺术追求,使这两位艺术家的友谊之花显得那样鲜艳夺目。 
 
    两人的友谊早成艺坛佳话,但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们之间的诚恳、尊重,对对方艺术特长的折服,却未必完全知道和欣赏他们因为不同的艺术见解而“炮火”相加,脸面“无情”。1932年初,蔡楚生着手拍摄旨在暴露殖民地化都市生活、歌颂献身于教育事业后代的善良女性美德的影片《粉红色的梦》,但因日本海军陆战队战火点燃,“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而中断此片的拍摄,直至6月以后因涉及公司的投资,不得不继续完成该片的摄制。该片完成上映之后,聂耳以“黑天使”为笔名发表文章对此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作品是“麻醉阶级意识的工具”,希望蔡楚生“不要再做艺术家的迷梦”,要“能很快走上一条正确的大道”。蔡楚生看后细细咀嚼,反复寻味,从正面、从积极方面领会批评者的初衷。他跑到聂耳的住地明月歌剧社,坦荡地虚心地听取批评,也作一些必要的解释,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后来蔡楚生回忆说:“实在的,由于这两个盲目的制作(《南国之春》与《粉红色的梦》)接触到现实的‘碰壁’,我清醒过来了。我深刻地认为一个编剧导演人不应仅仅是随便把一个故事搬入胶片就算完事,而他最少应该是一个作家,一个有独特的作风、正确的认识、而为大众所有的作家;我开始像一个迷路者在摸索我的前程。”“接着,我就决定我以后的作品,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而尽可能地使她和广大的群众接触。”(据蔡洪声《中国电影先驱蔡楚生》)若不是一副赤子胸怀、不是一颗艺术良心怎能如此?蔡楚生编导的我国第一部获国际荣誉的影片《渔光曲》,在它制作的过程中也可见出两位年轻人的艺术默契、精神遇合。那是1934年,关于该片的音乐录音工作蔡楚生回忆说:“就在摄影棚中那高高的但极窄小的录音亭上,我们和聂耳共同度过了困倦而紧张的一个通宵又一个通宵。聂耳的脑部过去不幸曾两度摔伤,一到深夜,血液上涌,他就涨得满脸通红和痛苦不堪,往往这时他总嚷着:‘我的脑袋要爆炸了!’‘我的脑袋要爆炸了!’”蔡楚生上世纪30年代轰动影坛的另一部影片是《新女性》,聂耳为该片的主题歌谱曲,为全片配乐。当影片于1935年2月2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举行首映式时,聂耳指挥联华女子声乐团演唱了《新女性歌》。这一对挚友,在编导和音乐的艺术合作中可算是珠联璧合。也就在这一年的7月16日,仅24虚岁的聂耳不幸逝世,追悼大会上蔡楚生致辞痛悼的情景不难想见;20年后的1955年7月,蔡楚生著文《回忆聂耳》,言词恳切、情真意浓。亡友若九泉有知,当庆有幸结识知音。 
 
     古人说:“责善,朋友之道也。”挚友堪羡,诤友可敬。如果能在今天的文坛学界多一些慷慨激昂之士、坦诚相见之人,少一些谦谦君子、好好先生;能多一点批评与自我批评,少一点文过饰非、互相吹捧,那么,和谐名归,文坛幸甚。 
 
 
 

作者: 
王汉武
来源: 
汕头特区晚报(200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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