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的台湾情结

    丁日昌(1823—1877年),字雨生,又作禹生。生于丰顺县汤坑镇金黄屋围,因其地乾隆三年(1738)以前属揭阳县蓝田都十图,故丁日昌后来承认:“余世居蓝田十图,本揭人也。”这跟他自青年时代一直喜欢在揭阳读书与工作,晚年干脆定居揭阳有直接的关系。 
 
     丁日昌晚年历任江苏巡抚、福建巡抚等职。从光绪元年(1875年)被委任为福建巡抚起,他对辖内的台湾道(即台湾岛)开始关注,为了具体了解台湾的社会状况,他曾抱病自基隆至恒春,沿途细心考察。为了抚平列强占领台湾留下的累累伤痕,他苦心策划、经营着台湾的复兴,大力整饬吏治、安抚少数民族、加强防务以保障社会安定清平,又奏请修建铁路、开发煤矿、开发电讯系统,对地方经济的恢复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光绪二年(1876年)六月,作为福建巡抚的丁日昌接到与文煜研究台湾抚番开山事宜的指示,经过认真准备,于农历十一月半抱病坐船出发,同行有揭籍幕僚许希逸、周易、林鹤素、丁少琴等人。他们由基隆、台北、新竹、台南,最后到达凤山、恒春。至光绪三年三月下旬因吐血不止,返回福州。 
 
     在台湾及返闽后,丁日昌就其实地考察与思考,撰述了一系列奏疏及书信,对治理台湾提出许多具体的复议与计划,如在光绪二年年底所撰的《台事宜统筹全局疏》,对台湾开发、加强防务等,都有认真的思考。次年正月,李鸿章在写给丁日昌的复信中,对他在奏疏中提出的观点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对其为了台湾的安定与繁荣而“不复言病”,“鞠躬尽瘁,始终以之,耿耿丹诚”的精神表示敬佩。又在另一复信中对丁日昌开发台湾矿务与建设铁路的意见表示支持,并告资金筹集的建议。 
 
     针对台湾防务薄弱,“防不胜防”的情况,丁日昌在《日国兵船来华预先筹办片》中,要求朝廷选调潮州镇总兵方耀所部丁勇“三数营”来台驻扎,“以壮声威而资联络”,警惕外国对台湾的觊觎。同时,通过《台湾府属杂饷征收苦累情形疏》请求减免该地区的杂税,以苏民困;通过《请饬部另行改拨京饷摺》请求增拨款响,以减轻提襟见肘的台湾经济负担;通过《致船政吴春帆星使书》要求加速台湾电线架设及轮船进台,以促进经济、交通的发展。 
 
     在台湾期间,丁日昌对少数民族的教育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创建义学一百余所,光绪三年三月下旬因病返闽时,还特意留下林鹤荪督查南路新设番童义塾开办情况,期间曾选拔“番童”陈实华、沈绍陈等进入府学学习。这对少数民族读书人是个极大的鼓励:“该番民等无不动色相告,咸喜载名有路。” 
 
     丁日昌关于开发、建设台湾的一系列建议,在其离开台湾返回大陆不久,先后得到朝廷的认可与实施。据《清通鉴》所载,光绪三年四月与六月,朝廷先后做出饬令道员叶文澜悉心讲求,(对台湾基隆等处煤矿)广为开采,以裕利源。架设台湾电线以通文报,以及命台湾派员订购铁甲船,并先设立马车路,俟矿务大兴后,即建铁路的决定。由此可以说,台湾向“现代”转化,丁日昌曾经发挥了推动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光绪三年(1877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回到揭阳养病的丁日昌还依然记挂台湾经济及防务建设问题,在当日所作的《上李合肥相国书》中,充分流露了他的这份关注。
 

作者: 
彭妙艳
来源: 
汕头特区晚报(200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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