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潮商

    历史上的潮商是指潮州府籍的商帮集团。在明清两朝,他们虽然未能像晋商和徽商那样称霸中国商界,但当晋商和徽商因固守传统而衰败的时候,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崛起于海外。如果将杨白劳比喻为商人,面对封建社会的土崩瓦解,外国资本(黄世仁)的咄咄逼人,晋商和徽商因为绝望而自杀了,但潮商却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因而远走海外。
     在当代,晋商和徽商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祁县的乔家大院和黟县的承志堂只是换来游人的一声声感叹,经济学家可能还会指划着说:“什么叫做利润的封建化?看看这些院落吧!”相反地,潮商却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焕射出更耀眼的光芒,150岁的陈黉利家族,享誉世界的银行家陈弼臣,华人首富李嘉诚……他们为潮商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
     同样是商人,却有不同的结局,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差异。晋商以协办军饷发迹,与封建王朝存在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徽商以功名做官为归宿,追逐财富只是手段。这种亦官亦商的特点一方面保证了他们的长期兴盛,另一方面也决定着他们的衰落。潮商自古就表现出对传统伦理观念和法律规范的不羁,他们亦盗亦商,将大海视为牧场,无视朝廷的海禁,表现出一种与传统相悖的亚文化。
     下面我们将从家族和宗族的角度探讨潮商的商业文化。做为背景或注脚,我先提出如下两种观点:
     第一,潮汕无潮商。相类似的说法还可以说山西无晋商,徽州无徽商。这不只是强调商帮是一个历史范畴,还在于指出研究商帮文化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解放后经过公私合营,割断资本主义尾巴等历次运动,中国大陆已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商人群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建,新生的商人虽然出现了,但“此商”并非“那商”。换句话说,真正的商人只存在于成熟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商业规范之中。以此为出发点,我认为当代潮商只存在于海外,而且潮汕本土近年出现的造假和虚开增值发票等商业欺诈行为与潮商无关。
     第二,潮商有传统。潮商能与晋商和徽商并称,自然有其优秀的商业传统。所幸的是,这些传统并未因改朝换代而丧失,而是随同海外潮商绵延传承了下来,并且由于海外潮商与家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潮汕本土成为国内商业传统最浓厚的地方。在今天,重建信用和重塑形象已经作为新世纪汕头的生命工程提出来了,我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重拾潮商的商业传统。想到一些人枕着这样一座宝山竟然还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实在是让人痛心不已。
 
     有关潮商的经营之道,建于清初的苏州潮州会馆的碑记保留了这样一段记录:“公平处事,则大小咸宜;忠信相孚,则物我各得。”也就是买卖公平,恪守信用的意思。以诚信为经营准则,那是没有错的,因为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就是信用,然而这也是所有商人应该遵循的原则。我以为潮商的真正特点在于对企业强调家族化和血缘化,对行业强调宗族化和地缘化。由于宗族不过是家族的繁衍,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费孝通语),因而可以用宗族潮商对之进行概括。
     潮商企业的家族化,可以说是贯穿于企业的各个时期。在创业阶段,海外潮商大多白手起家,先投靠邑人族亲,积累一定商业经验和资金后才自立门户,如高楚香在高元盛米行当过店员,陈焕荣先在同乡高家元发行所属的船只当水手,谢易初因为同宗的帮助才办起“正大庄”。在很多情况下,创业的资金也是通过族人集资的,如香港南北行的“乾泰隆”和新加坡的“陈元利”其实是陈焕荣(宣衣)与其兄宣名合资创办的,只是后来陈慈黉和泰国“黉利行”更出名,宣名这一房才被人遗忘了。
     在企业的扩展阶段,潮商主要通过家族血缘关系对企业实施管理。这种方式虽然经常被指责为“用人唯亲”,但在缺乏法制化的市场环境和商业道德缺失的情况下,家族管理被证明更有利于保障企业资本的安全和经营的顺利。当然,随着商业环境的改善,这种封闭的管理状况正在逐渐改变,如李嘉诚家族的主要管理人员大多聘用族外的专业人才,而“长实”与“和黄”作为上市股份公司,也使其家族企业成为更具开放性和社会性的现代企业。
     在企业的分裂阶段,潮商通过确立家长制,使家族资本继续保持完整。家族企业,是指由家族成员控制所有权及经营权的企业组织,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这种所有权是可以通过代际传递的。创业者必须在他健在的时候为后代选择一种所有权结构,他需要做出决定,是让所有权由某一个子嗣控制还是把它分散给一群继承人。郑子彬有12个子女,临终前他对他们说:“我们这份家产,分了恐怕难以成事,集合起来还有发展的希望。”于是将家族财产权交由长子郑午楼管理。
     有的学者将潮商普遍采用的这种家族共有财产制称为共财同居小家族,认为有利于家族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从而保证了家族企业在竞争中能够生存和发展;有的学者又将控制家族企业的继承人称为准父母式的领导角色。从创立者白手起家到子辈共财同居最后到达家族王朝,始终是潮商家族的最大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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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新民
来源: 
大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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