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霖

  李春霖1910年出生于潮州市上西平路刘察巷15号,父亲李秀秾,母亲李郭氏(厝)。毕业于城南小学。

  

  14岁时,到汕头礐光学校求学。受哥哥李春涛、李春蕃(柯柏年)的影响,从小参加革命活动。

  他经常带着弟弟李春泽到潮州街上去贴标语,弟弟春泽负责望风。

  从1923--1927年,潮汕地区的“话剧”发展起来,当时领头的人有李春蕃(柯柏年)、蔡楚生等人。李春霖以演员的身份参加话剧演出,他们不时在汕头演出,备受市民欢迎。演出的剧目有:《爱国男儿》、《婉真姑娘》、《闹学》、《黄埔怒潮》、《圆长的道理》。这些剧本是陈澄、杜英三、林星曹、李春蕃(柯柏年)等人所创作。当时澄中青年话剧团主要演员是:王金满、蔡作楷、许一藻、陈澄、邹克英、魏非梁、沈游、余芹初、蔡英士、李春霖,王绍剧作者也负担导演的工作。李春霖演的小丑,像小鸟般伶俐出奇,深入人心。剧团直到1927年“四•一二” 蒋介石叛变革命而垮散。

  1927年“四•一二”,大革命失败,大堂哥李春涛惨遭杀害,其他兄弟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纷纷逃离家乡。春霖在一次被追捕时,走投无路,逃至刘察巷李宅斜对面吕宅内,得到有病在床的吕老太的掩护,用棉被盖起来,把他藏于背后,才逃过追捕。在得知李春蕃(柯柏年)和堂哥李春鍏都到了上海后,春霖只身到了上海。

  李春霖到上海后,改名李少庭。柯柏年介绍春霖到联华影片公司去从事影片宣传工作,与蔡楚生、郑君里(潮州人)、陈波儿(潮州人)等人在一起,参加了“八大联”中的“影联”。

  李春霖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共闸北区委做青工工作和机要“外交通”。

  春霖带着弟弟春泽送情报,他俩用竹框担着传单到指定地点,放在那里,弟弟负责望风,不一会儿,过来几个人拿了传单就跑上一幢二层楼顶撒传单。还有一次,他带春泽到街上贴大标语,警察来了,负责望风的春泽发了暗号就跑,由于标语还没有贴好,春霖迟迟未跑,眼看就要被抓住,他把糨糊桶往警察脸上一扔,拔腿就跑,未被抓住。

  1930年,党组织派他到江西苏区,由地方交通员护送到达,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由于他能说善写,写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手好蜡版,在政治部工作。

 

 小河口会议

  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被迫西进,退到四川。四方面军仓促撤出鄂豫皖之日,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等苏区初创时期的领导人就对张国焘的这一决策深感不满。一个多月来,红军艰难备尝,牺牲惨重,却似乎只是在敌追击下做无目的无方向的逃跑,致使全军由撤出鄂豫皖时的二万余人,减员到入川时的一万五千人。加上张国焘一到苏区就搞“肃反”,名为肃清反革命,实际是排除异己,借此打击和杀害军内的高级干部,当中央知道一些情况后,对张国焘的行为进行了批评,这对有看法的干部是一种鼓舞。

  在1931年12月,当红四方面军从湖北经陕西再次翻过秦岭南麓到达小河口。12月7日晚,时任红四军政治部总部师级干部李春霖、王振华、朱光和73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共四人到曾中生、刘杞处谈论对张国焘的意见,并推举曾中生书面向张国焘陈诉大家对领导和当前行动方针的意见。1932年2月,张国焘逮捕了总部工作人员李春霖、王振华、王占金等多人,其中多数被杀。

  木门会议

  
2001年11月9日,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苏多寿和汤静涛两位同志的帮助下,得到了李春霖的第一条准确史料

  在1931年12月,当红四方面军从湖北经陕西再次翻过秦岭南麓到达小河口,进入四川,经过与川军的艰苦作战,站住了脚跟,扭转了局面,部队增员至8万。并于1933年9月,在四川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

  在四川雅安、芦山发现张国焘的一篇讲话,上面标明由“李春霖摘抄”。此讲话由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军附刊》第四期刊印,时间是1932年8月8日。

  在1933年3月至11月,李春霖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军级)。正是在他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期间,四方面军在四川木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该会议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933年6月底,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100多名领导干部聚会于四川旺苍县东南的一个小镇---木门,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会议。……会议做出的第三条决议:停止部队内部“肃反”。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保护了革命力量,维护了部队团结,其意义远远超过军事范围。停止部队内部“肃反”并不是木门会议预定的议题,而是到了会议上早已郁结于广大干部战士心中的怀疑和愤怒,不可遏止地爆发出来,才被列入议程的。

  客观地说,作为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李春霖由于自己就对张国焘的残酷迫害有看法,而自己因此被抓、被关、被迫害过,无疑是希望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应该说,他对停止部队内部“肃反”,顺应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作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

  停止“肃反”决定的作出,是对错误路线、军阀主义领导作风、家长制的否定。同时,它还使一些干部免于遭难,保存了革命的力量,稳定了部队的情绪,巩固了部队的团结,对部队的建设和根据地的建设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张国焘自己写的回忆录《我的回忆》,对木门会议只字未提,他在书中的1084页这样写道“在这里原没有中央分局的组织,由我个人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指导省委工作,党政军事务,纷集一身,殊感忙迫。所以有很多事,我都酌交各方负责同志相机处理,以不失时机为第一要义。”

  张国焘对木门会议只字未提,说明他对会议上所做出的“停止部队内部‘肃反’”,心里是不舒服的,“我都酌交各方负责同志相机处理”,说明李春霖在这一任职时期,充分行使了“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的职权,为抵制和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33年11月,张国焘撤销了他政治部秘书长的职务后,再次被保卫局关押。

  漫漫长征


  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被迫西进,退到四川,行程就过5000多里。为接应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7月四方面军由毛儿盖西行,翻越一座大山折而向北,越过一望无际的草地,到达刷金寺。而后由卓克基经懋功攻克保兴县城,占领天全庐山大部分的乡村地区,遇敌机轰炸,死亡300多人。局势渐渐不利于我军,为避免消耗,仍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想另立中央,同时害怕被他迫害的高层干部向中央告状,于是把他们暗杀的暗杀,关押的关押。根据解放后任过广州市市长的朱光老红军的回忆“长征途中,他反对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西进不北上的错误做法,遭到张国焘的打击报复,被定为罗章龙右派分子。由于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画,张国焘才把他留下来,关在保卫局,与同时被逼害的廖承志、王占金、李春霖等人一齐押解着,白天戴着手铐行军,晚上打开手铐戴上脚镣,从事油印、石印、书写标语、绘制军事地图和印刷钞票等工作,未被杀害。”。

  而张国焘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屡屡受挫。1935年9月,四方面军回师到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带的集镇,我军的困难是粮食不足。1935年10月底,四方面军翻越万年雪山到达道孚、金庐霍、甘孜地区。

  1936年夏季,四方面军由西康向甘陕北进发。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四方面军过了三次雪山、草地。最后一次过草地,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吃的,只好吃皮带。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之下,人员锐减,红军指战员仍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时有一段顺口溜充分反映出这一点:“天作房,地作床,金丝被(稻草)盖身上,管它天寒风雪狂,照样睡得甜又香”。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同年11月,在同心城纪念十月革命的大会上,傅钟代表西北局宣布解除对廖承志、罗世文、朱光、李春霖等人的监禁,撤消处分,恢复党籍。从此真正结束长达3年多的监禁。


  红四方面军西征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奉命率领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西渡黄河,到永昌建立根据地,为“打通国际路线”而西进,后改称为西路军,开始了艰苦悲壮的西征。

  11月的西北,滴水成冰,同志们穿着薄不禁风的单衣,在沙漠中行军。寒风卷起漫天的风沙,迎面打在脸上,象无数的马蜂蛰着一样痛,睁不开眼睛。人们呼出的气和飞扬的尘土凝结在一起,冻在颚下,就象用泥土雕塑的胡须一样硬,连头都低不下。没有鞋子,有的人向老乡要块用牛、羊毛织成的毡子包着脚,这样是暖和了,可是走不多远,就出一脚汗,一停下,汗又冻成冰。很多人打赤脚走,冻掉了脚趾盖,冻掉了脚趾头,咬着牙也要前进。有的同志实在冻得难以坚持,便在沙漠中找一个沙窝窝避避风。一阵巨风吹来,沙窝窝便被飞沙填平了。明明知道自己身边的战友不见了,可是在那茫茫无际的沙漠中,到那里去寻找呢?只有含着悲痛的眼泪继续走。

  西路军与十多万敌人殊死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五千多人。最后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西路军工委和左支队,跨过戈壁,到达新疆东部的星星峡,与党中央派来迎接的陈云、腾代远同志会合,后转乌鲁木齐,返回延安,奔赴全国各个抗日战场,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在和敌人的残酷斗争中,成千上万的先烈们把热血撒遍了河西沙场。虽然还有不少同志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他们的英雄业绩,崇高思想,却与日月同辉,与祁连山共存。

  几十年过去了,潮州家中无一人知道春霖是如何牺牲的,是战死疆场,还是被张国焘所杀?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查阅大量的回忆文章,很多都写李春霖被张国焘杀害。但根据《人物志》和柯柏年所讲来判断:李春霖应该是战死疆场。

  1.2005年7月20日在福州干休所一位四方面军的老干部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本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其中记载“李春霖(?---1937)广东汕头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1937年于甘肃作战牺牲。”

  2.柯柏年不止一次对李家的晚辈们说过:春霖在长征路上反张国涛,被关押、用刑,要不是因为他蜡版刻得好,张国涛就把他杀了。柯柏年曾写信给侄子李科思(现在美国),说春霖作战英勇,1936年在西征与马步芳的部队作战时,壮烈牺牲。



  李春霖参加红军初始,还念及家中的弟弟,常把红军报和刊物等,伪装后寄回家乡,由于李家有多个男儿参加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来抄家,李家后院还住着一个军统特务侯映庭,故不敢存留而烧毁。

  1981年7月1日,胡耀帮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还深切怀念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

  文革期间,我串联到北京,当去看望柯柏年伯父时,他给我讲起春霖时说:“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碰到刘伯承,我问他,我的弟弟李春霖在哪里?刘伯承说:‘牺牲了!’”、“春霖在长征路上反张国焘,被关押、用刑,要不是因为蜡板刻得好,会做宣传工作,张国焘早就把他杀了。”

  在我父亲李春鍏写的回忆文章《随贺龙叶挺进军潮汕》的末尾写道“1928年,我由陈望道老师介绍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任教,兼总务主任(前主任是著名国画家洪野先生)。有一天,我的堂弟李春霖同一位同志来看我,这位同志原来就是王平凡,一见之下,皆大欢喜,互相祝贺,互相问好。春霖说他们将调往别地工作,特来辞行。我请他们在四川北路一家广东馆子吃广东香肠煲饭。后来听堂哥柯柏年说,才知道他们是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了。”直到2001年11月9日,在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苏多寿和汤静涛两位同志的帮助下,才获得了李春霖的第一条准确史料。他在1933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直到2009年9月,侄女李魁庆前往甘肃兰州做调查,通过甘肃军区才调查清楚春霖在西征时被任命为西路军政治部秘书长,他牺牲在西路军和马匪的最后一仗“红柳园战场”。级别为军级。

  2009年,在甘肃省军区郝成铭(兰州西路军研究会副会长)的帮助下,查到了最原始的资料,李春霖在西路军的任职是政治部秘书长,牺牲地点是敦煌附近的红柳园战场,职务军级。2014年5月28日,在四川芦山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董耀君的帮助下,收集到了存放于芦山博物馆的李春霖的手迹。

  谢觉哉夫人、女红军王定国1983年8月13日写诗,赞“长征路上六君子,挥毫不倦敌胆寒”。这六君子指的是廖承志、罗世文、朱光、李春霖、徐以新和郑书。他们长征途中虽然被囚,但仍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文字与图片由汕头大学工学院计算机系李魁庆提供)

作者: 
李魁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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