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的史料价值

    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又作禹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廪贡生出身,早年在粤东、琼州、江西等地为小吏,后入曾国藩幕府,得李鸿章的赏识,先后任上海道台、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等官职,晚年居于潮州之揭阳(今广东揭阳市)。丁氏乃同治、光绪年间名臣和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曾广泛涉足晚清洋务、吏治、外交、海防等领域,建树颇多。他一生留下了相当丰富的从政文字,其中《抚吴公牍》五十卷在其生前已被人传抄和刊印,为官场人士所关注,甚至获得“丁公宝政录”的美誉;1875年他请李鸿章转奏朝廷《海防条议》一文,被时人视为论述海防和洋务问题的杰作,曾在清末社会上广为流传;他的从政文字汇集《丁禹生政书》(又名《丁中丞(日昌)政书》三十六卷,包括有《藩吴公牍》、《巡沪公牍》、《淮鹾摘要》、《淮鹾公牍》、《抚吴奏稿》、《抚闽奏稿》六种,20世纪70-80年代曾先后在台湾和香港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被认为“对于研究和了解丁日昌的历史,研究清末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地方吏治,研究洋务运动,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盐政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台湾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1)。然而,除此之外,丁日昌还留下了另一部从政文字的汇集———《百兰山馆政书》。这部书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迟迟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史料价值也未被研究者所充分认识和利用。20世纪70年代台湾历史学家吕实强撰写出版了学术界研究丁日昌的第一部专著《丁日昌自强运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出版)。该书史料翔实、体例完备,堪称学术佳作,但是作者未能得见和利用《百兰山馆政书》的资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缺憾。20世纪80年代大陆召开有全国100多位史学工作者参加的“丁日昌学术讨论会”,会后选编出版的论文集《丁日昌研究》(张磊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共收论文31篇,其中利用了《百兰山馆政书》史料的共有8篇,仅为全书论文数量的四分之一强,而且这8篇论文皆是出于广东学者之手,说明国内其他省区的学者基本不知丁日昌书的存在,或者虽知有此书而无法找到和利用。198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丁日昌评传》(邓亦兵编著),亦未见利用《百兰山馆政书》资料。90年代以来,国内对丁日昌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论著,利用《百兰山馆政书》资料者亦日见增多,但是对这部重要的史料书籍作专门性论述者尚付阙如。有鉴于这些情况,本文拟对《百兰山馆政书》的版本和主要内容、成书与出版的过程、史料价值等作一些介绍和分析,以期引起治史者的注意。   笔者所见《百兰山馆政书》为广东中山图书馆藏本,共14卷,分订为8册,线装、竖排、石印。此书卷前收有丁日昌的《入觐承恩记》和《清史稿列传·丁日昌》、《广东通志列传稿·丁日昌》、李文田撰写的《丁公行状》,卷末收有周易、姚梓芳、桂坫所写跋文和黄际遇所写后记,内文每卷之下署名门人李凤苞编,王韬校字,桂坫、杨玉衔复校,未署刊印地和刊印年代。此书收录丁日昌所写有关政事方面的文字共计292篇,从文体形式看,包括有政务条陈、公私信函、办事章程、外交照会、奏疏、批示、书序等;从时间跨度看,最早者是1854年(咸丰甲寅)丁日昌在潮州参与镇压吴忠恕起义时所写的《致总局设阝留隍米运书》,最晚者是丁日昌去世前一日口授之《遗折》,可以说跨越了他整个的从政生涯;从内容上看,该书与前述台湾、香港出版的《丁禹生政书》基本上不重复:前书所收多是丁在上海、江苏、福建为宦期间的批札公牍和奏稿,而后者则以丁向朝廷以及上级官员呈递的各种条陈、致总理衙门和朋僚的信函为主,且已不限于为宦期间文字,还包括了丁栖身幕府和几次家居养病期间的作品。因此,《百兰山馆政书》和《丁禹生政书》两书实可相互补充,皆为丁日昌的一生从政的主要遗著。 
   《百兰山馆政书》的成书和出版颇费周折,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此书每卷之下署名“门人李凤苞编辑、王韬校字”,考李、王皆是丁日昌同时代人物,李凤苞是江苏崇明人,曾跟随丁日昌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做事,后来出任过清朝驻外公使,去世于1887年;王韬,江苏长洲人,是丁日昌的生前好友,洋务运动时期的著名思想家,1897年去世。据此可知,此书应是在丁日昌去世之后不久(1887年之前)即由其门生和亲友初步编订完成,但当时未能够付梓。据记载,丁日昌次子惠馨(字文涤)曾经参与此书的编辑工作,并在友人鼓动下,“觅写生最录十余册”(2)。进入民国后,曾有人“愿出赀刊之”,然而“旋不果行”(3),又使此书出版问题拖延下来。直至上世纪40年代,经丁日昌的侄子丁惠钊(字遣庵)的努力,才将此书石印付刊。这次刊印,丁惠钊请桂坫、杨玉衔对原先编订的书稿进行了复校,又请姚梓芳、桂坫、黄际遇等人为此书写了跋或后记(此书所收周易写的跋文,形成时间应当更早一些,因周易去世于1922年)。黄际遇所写后记的标题是《戊寅(按:公历1939年)大暑节日读〈百兰山馆政书〉后记》,桂坫跋文中亦注明写作时间是“庚辰(按:公历1940年)十月”,可见此书刊印时间当是在抗战时期。至于出版地点,则可能是粤、港一带。(广东中山图书馆、汕头图书馆学会编《潮汕文献书目》中著录此书为“民国二十九年[1940]香港铅印本,由香港八邑商会印行1000部”(4),未知所据。)此书从编辑到刊印,迁延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实属不易。可能也是由于刊印时间迁延过久、早已事过境迁的缘故,加上上世纪40年代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动荡局势,造成该书虽已刊印,却仍然流传不广、鲜为人知的局面。这大概也是许多学者长期未能知其存在和加以利用的客观原因。  
  《百兰山馆政书》由于作者丁日昌在晚清政坛上的重要地位,和它本身文字形式多样、时间跨度大、数量多的特点,故其内容相当丰富,史料价值甚高。兹就其主要方面列举如下: 
   (一)为研究丁日昌一生的活动和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书所收录的丁日昌的许多文字,为他书所未见;或虽曾见于他书,文字颇多歧异、错漏之处,可与此书相互校核,以求其正。例如,卷一至卷二所收甲寅到癸亥(1854-1863)年间丁的27篇文稿,反映他早年在广东、江西等地活动和加入曾国藩幕府、为之效力的情况,乃是研究丁日昌此段活动和思想的重要的原始资料,可补以往有关丁日昌早年情况史料不足的缺陷。再如卷七所收《详议总署原奏事宜六条》(即著名的《海防条议》),与刊于清末朱克敬编辑的《边事续抄》等书中的《海防条议》文本相比,多出文末“伏维我皇上亲近正人,容纳谠论,念先帝鸾舆何以一出不返,虽卧薪尝胆而犹疑自逸,岂尚有玩物丧志之时?……果其力改因循,为正本清源之计,则敌国外患皆吾励精图治、富强兼并之资也。天下幸甚!微臣幸甚!”一段话,共170余字(5),从中人们可以完整地了解丁日昌写作《海防条议》时的思想状况和主张。      
    (二)为研究晚清洋务运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丁日昌在晚清洋务运动中曾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主持创设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参与策划和促成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首倡并规划建立北洋海军,最早在台湾展开大规模的海防近代化建设活动,此外他还曾就整个洋务运动的开展问题多次上书言事,对清廷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产生过较大影响。《百兰山馆政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文字甚多,不少可与其他有关洋务运动的史料相互补充和印证。例如,《(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中所载1864年5月(同治三年四月)李鸿章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是研究洋务运动兴起过程及其指导思想的重要文献,其中论述世界大势和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6),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洋务派的改革思想。此函极受史家重视,有学者甚至将其誉为“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蒋廷黻语)。而《百兰山馆政书》中则收有与这篇函稿文字基本相同的《代李伯相上总署论制造火器书》(7),可知此函实为丁日昌所代拟,而且将李鸿章的上呈稿与丁的原拟稿相对照,可发现两者文字上有一些出入,比较突出的是上呈稿增加了“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等字句。《百兰山馆政书》所提供的这些史料,不仅对于人们了解丁日昌、李鸿章的思想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极具价值,而且有助于整个洋务运动史的研究。 
   (三)为研究晚清政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丁日昌作为李鸿章系统的朝廷大吏和洋务派的中坚,曾深深卷入晚清不同派系间的政争、尤其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之中。他也是被顽固派官员攻击最力的、最后不得不告病还乡抑郁而终的人物。《百兰山馆政书》中的不少文字提供了有关这些政争和派系关系的有用材料,特别是书中收录的丁日昌的大量私人信件,不仅真实表达了他面对各种攻击和谤议的愤懑心声,而且透露了不少政坛的内幕,非一般公开性文字可比。另外,丁日昌一生高度关心吏治问题,所到为宦之地,皆以整顿吏治为己任。《百兰山馆政书》当中自然有不少涉及吏治的文字,或指陈地方吏治腐败的状况(如卷一的《上曾宫保陈江省吏治条陈书》、《上曾宫保陈江省丁漕利弊情形书》);或提出惩治腐败、改善吏治的对策等(如卷五的《谕抚署办公章程》、《密委查访各州县事宜》,卷七的《上曾中堂吏治陈六则》)。这些资料,和丁日昌其他已刊的一些奏议、公牍类书籍一样,都是研究晚清吏治问题的富有价值的材料。 
   (四)为研究晚清外交以及教案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丁日昌在生前曾是屡膺朝廷重寄的交涉大员,一生主持或参办过多起涉外事务,如1866年奉派回粤解决潮州英领事入城纠纷、1870年帮办天津教案、1875年担任与秘鲁换约大臣并与秘使谈判保护华工问题、1876年在福建处理德国籍“安纳”号轮船被劫案、1879年奉命赴闽办结乌石教案等。《百兰山馆政书》中保留有记录这些交涉经过和丁日昌运筹帷幄情况的大量资料。书中仅收录他历年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信函一项,就有近百封之多(其中多数信函都与涉外事务有关,亦有关于办洋务及筹划海防者)。尤其是处理教案,是丁日昌从政生涯中接触最多、致力最大而又谤议最深的涉外事端,因此书中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格外丰富。据统计,仅是天津教案一项,书中收录的有关涉文字就有19篇;而关于乌石山教案者,更多达35篇。这些资料,大多未见于他书,对于研究晚清教案很有意义。 
   此外,《百兰山馆政书》对于研究晚清军制、盐政、海防以及丁所到的上海、江苏、福建、台湾、潮州等地的社会状况等,也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当然,作为一部史料书籍,《百兰山馆政书》在内容收集和编订方面也存在着不足。就内容而言,此书虽然收集了丁日昌的许多未刊的珍贵文稿,但远非其从政文字的全部。由于这种不完整性,研究者在使用时必须将其与丁日昌的其他政务书籍(主要是《抚吴公牍》和《丁禹生政书》结合起来,相互参照和补充,方可窥其全豹;就编订而言,此书由于是丁日昌死后由其子嗣亲朋所编,不少文稿写作年代的标注和排列顺序有误。例如,前述丁日昌的《代李伯相上总署论制造火器书》,本为1864年5月的作品,而此书却将其标注为“乙丑”(1865年)之作;丁日昌的《上耆抚军陈粤东洋务书》,是他1860年初跟随新任广东巡抚耆龄赴粤途中所写,按写作的时间应当编在卷一之中,而此书误认其为“同治丙寅”(1866年)的作品,结果错置于卷三之中。这类舛误,在书中还有多处,需要阅读者认真鉴别,方能准确地加以使用。 
   根据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对《百兰山馆政书》这部重要史籍重新进行整理和出版,以充分发挥其在丁日昌研究和晚清史研究中的作用,在今天实有必要。 
   注释:  
  (1)范海泉、刘治安:《丁日昌及其政书(代序)》,《丁禹生政书》卷前,香港1987年版。    (2)姚梓芳:《百兰山馆政书·跋》。  
  (3)黄际遇:《百兰山馆政书·后记》。  
  (4)广东中山图书馆、汕头图书馆学会编:《潮汕文献书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5)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卷七,第20-21页。  
  (6)《(百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第4-10页。  
  (7)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卷二,第22-25页。

作者: 
赵春晨
来源: 
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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