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籍外交家、翻译家柯柏年的革命之路

  今年(2005年)是我的伯父柯柏年同志诞辰一百零一周年,也是他逝世二十周年。本文追述柯柏年的革命生涯以此来怀念和纪念他。——汕头大学工学院李魁庆 

  柯柏年是我党一名老党员,曾与周恩来、张太雷、瞿秋白、澎湃等参加过早期的革命斗争;他没有留过洋,但精通英、德等多国语言。他翻译的恩格斯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等成为许多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早期启蒙,毛泽东曾对下面的同志说:“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他从事外交工作几十年,与美国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他一辈子好读书,嗜书使他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使他屡次从虎口中逃生;使他淡泊名利、追求平常。 

  勤学多思,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人生航标 

  柯柏年1904年5月26日生于广东省潮州市上西平路刘察巷15号,原名李春蕃。小学就读于潮州城南小学。他自幼爱书,不讲究穿着,遇到自己喜欢的书,一定要设法弄到手。他的堂兄李春涛(国民党左派)自幼酷爱读书,非常聪明,对柯柏年影响巨大。李春涛在潮州读中学时,他购买了《说部丛刊》一、二集,两大木箱。柯柏年十多岁时,常常借他的《说部丛刊》来看,不仅看其中林琴南的翻译小说,还看了其中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翻译小说,如《回头看》等。他回忆说:“那时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他的零花钱几乎全部买了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晚年,收藏书是他最大的嗜好。高小毕业,他考上汕头礐石中学,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校址是现在汕头金山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汕头读中学的柯柏年一下子卷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他参加各种集会,倾听演讲、辩论。他回忆说:“五四”前后,各种思想、主义,百家争鸣。“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对比和研究,我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柯柏年不顾家人反对,在堂哥李春涛支持下,经学校推荐进入了同是教会学校的上海沪江大学。在上海,李春蕃有机会读了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受到深刻教育。由于在教会学校念书,他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他借助字典翻译了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上的文章,发表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1923年并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他翻译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农业税的意义》,考茨基的《社会革命论》等文章。李春蕃翻译的左派刊物受到校方关注,以闹学潮为名将其开除。

  他转入上海大学继续学习。上海大学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李春蕃与张太雷同睡一张两层架子床。瞿秋白当时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太雷是上大兼课教授,两人是同乡,又都是留俄同学,英文、俄文都非常好,李春蕃经常向他俩请教。因此接触到更多的俄文版的马克思读物。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李春蕃首先翻译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923年秋,李春蕃在杨之华(后成为瞿秋白夫人)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上海大学学生会执委。

  此时,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俄为师风气日盛。这段时间,李春蕃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据柯柏年生前回忆:“马克思自己写的著作比别人写的介绍解释性的著作更容易懂、更有吸引力,因此我萌生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念头,翻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提高英文水平的有效手段。”

  1925年,广东革命轰轰烈烈,澎湃在汕头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瞿秋白、张太雷先后离开上海到广东参加国民革命战争,李春蕃也辍学返回故乡,六、七月间恰逢县立澄海中学校长叶浩章,因无理阻挠爱国学生反帝反封建之革命学潮,遭到社会各界强烈谴责而引咎辞职,校董会立即推举杜国庠出任校长,8月,杜国庠聘请李春蕃(柯柏年)任澄海中学教员,一同进校视事。李、杜志同道合,观点一致。到校后立即鼎新校政,并支持“男女平等”、“澄中开放”等口号,破格招收女学生蔡楚吟、吴文兰等6名女生入学,揭开澄中校史崭新的一页。为把澄中办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术阐明地,人才制造场”,杜国庠和李春蕃紧密团结进步教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学生20多人步行到海丰县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拜农民为师,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结合起来,为中共澄海党团组织的创建作了出色的贡献,并从中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才。如曾任中共东江特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的杜式哲,曾任中共汕头地委妇委书记的巾帼英雄吴文兰等,都是当年澄海中学的高才生。

  东征开始,柯柏年经上海大学同学、任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李炳祥的介绍,到周恩来领导的东征军总政治部任社会科副科长,负责农运、工运。1925年11月被周恩来任命为东征军总政治部驻澄海特派员。 

  翻译的著作,成为许多共产党员的早期启蒙 

  李春蕃(柯柏年),他一边在澄海中学当教员,从事革命工作,一边开始翻译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他收集了3个英译本,相互参照,反复推敲,日夜赶译,完成后将译稿寄到上海解放丛书社,自费印刷。该书头版印2000册,很快销售一空,以后一印再印。这本书是他翻译马克思著作在国内流传最广的一本,成为我党许多党员学习马列的早期读本。1927年月1月10日,他翻译的《国家与革命》全文,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革命》副刊上。同时也于1927年1月15日发表在汕头的《岭东民国日报》的副刊《革命》(周恩来题名)上。前驻日大使柴成文曾说:“我年轻时,接触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柯老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正是这本书的启蒙,才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阎素在回忆文章“一二·九运动在中山中学”中提到“中山中学是一所私立初级中学,座落在(天津)河北大经路西侧的宇纬路中间,……学生约二百来人,男女合校,年龄多数是十五、六岁,最小的十二、三岁,最大的二十来岁,多数是本市人。……《八一宣言》,柯柏年的《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等进步书籍,这是我接触马列主义的开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三日后,何应钦之弟何辑伍在汕头发难。4月14日柯柏年的堂哥李春涛被捕(后被杀害),特务随即到《岭东日日新闻》报社去抓人。李春蕃当时正在报社看书,听到门外喧闹,感觉情况不对,丢下书就往外跑。在门外被国民党兵截住,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机智答道:“送饭的。”再次摆脱了敌人的盘查。

  李春蕃曾接受杜国庠的邀请,在澄海中学教过书,为躲避追捕逃到澄中。反动军警的包围澄海中学抓人的时候,他正从学校走出来,有人认识他,指点反动军警跟踪追捕,在跑到澄海小北门附近,随即转身跑进了一条死胡同,情急之中他翻墙跳入一户人家。没想到这户人家正好是他的女学生黄若农家。黄若农见状,立即引他到储藏室躲起来。黄若农是一位进步学生,她不怕危险,对李春蕃照顾有加。时间久了,情感有所发展,在澄海形势稍有缓和后,由她的舅父李辞三(进步学生)主婚,两人喜结良缘。

  在白色恐怖时期,为了逃避敌人追捕,李春蕃改名柯柏年,携妻逃往泰国投奔黄若农的哥哥黄雄。1929年初,柯柏年携妻辗转到上海,加入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1931年,很多“左联”成员相继被捕、遇害。敌人去逮捕柯柏年时,正赶上他去逛书店,得知消息后迅速脱身,嗜书又使他躲过一劫。

  在上海,柯柏年直接受陈云领导,并参加了我党的特科工作。按说,特科的同志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并担负极其艰巨的营救和除奸工作,个个理应百步穿杨且身手不凡。但柯柏年根本看不出有这方面特长,一介书生模样。他的孩子们说柯老挎了几十年枪,可能根本不会放。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清缴社会私存枪支时,他将自己珍藏的一支毛瑟(驳壳)、一支白朗宁上交给了组织。

  据《文汇读书周报》刊载:西安事变后,党中央于1937年初迁往延安。柯柏年北上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任教,讲授哲学和社会发展史。不久又转到中共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兼院长,柯柏年任西方革命史、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 马列学院还设有编译部,这段时间是柯柏年翻译工作的黄金时期,先后与其他同志合作翻译编辑有:恩格斯《革命和反革命》(王实味、柯柏年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景林译);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吴黎平校);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中央研究院被点名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定为整风运动的重点。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译著也多,被指责为“教条主义典型”遭批斗。一些参加过中央研究院整风的老同志回忆说,批斗会天天开,会场乱哄哄的,大家七嘴八舌,根本不让人辩解。后来甚至发展到无中生有、恶意诬陷。康生甚至说:“谁主动揭发,就奖励他一双皮鞋。”

  延安整风是对柯柏年人生历程的一次重创,他既恼火又困惑,伤透了心,打算以后再也不搞翻译工作了。尽管后来毛泽东出面,提出整风是为了明是非,长认识,不追究个人责任,压住了康生的那一套,但还是深深地挫伤了柯柏年。一次在王家坪,毛泽东见到柯柏年时对他说:“柏年,你还是要翻译啊!”柯柏年苦笑道:“再也不搞翻译了。”此后,除了上级交办,他的译作就很少见到了。

  1971年,毛泽东读到了英国著名记者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时,马克思斯韦尔是英国《泰晤士报》驻新德里特派记者,他精心搜集了印度政府的内部材料,客观叙述和分析了中印边境问题和冲突的背景,说明冲突是印度政府推行“前进政策”的结果。此书出版后反响强烈,曾被认为是可信性很高的权威著作。毛泽东认为很有价值。周恩来当即决定翻译出版大字本送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领导参阅。外交部很快落实总理指示,组织专门的翻译班子。迅速由柯柏年、周南、龚普生、田进、葛绮云、吴景荣6位外交官、教授合作译出, 次年即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译者署名“陆仁”,即“六人”的谐音。

  1975年8月小平同志亲自过问《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翻译班子由一个5人领导小组主持,成员为:外交部的柯柏年任组长,副组长为中央办公厅的贾步斌、计委的浦寿昌、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冯锡良、中央编译局的尹承东,后来中央联络部又主动派林丽韫支援这项翻译工作。1977年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翻译工作结束。

  1982年,他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聘为顾向。这位耄耋老人终于看到中国翻译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组织。

  他在为《翻译通讯》写的文章中说:“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在北京成立了。各界翻译工作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我们这些早年从事翻译,以后又长期干外事工作的人,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从我的经验来说,我早就希望能把各方面的翻译工作者组织起来,使他们在祖国建设和对外活动中起更大作用。” 

  转战外交领域几十年,穿越死亡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1943年7月,美军为对日作战需要,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美军以观察组的名义进入延安。当时美国是我们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中央欢迎同他们合作,由朱德、周恩来、彭真、林彪和叶剑英出面与美方商谈。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组长是杨尚昆,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黄华、凌青等。这个小组也是我党早期的外事机构。在工作中柯柏年与美军观察组有较好的配合,并与谢伟思和戴伟斯等军官成为好朋友(20世纪70年代,谢伟思入主美国国务院,协助尼克松在中美建交中起到重要作用)。当时毛泽东急需了解外国,特别是美、英两国的情况。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将买到的英文新书运往延安,柯柏年负责安排英文新书的翻译工作,并每月向毛泽东报告一次,运了哪些新书,书的内容是什么。当毛泽东表示要看某书时,柯柏年将该书中文译稿交毛泽东,其他书的译稿和毛泽东交还的译稿则由柯柏年安排运往重庆,再由重庆有关人士安排出版。

  抗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外事组升为中共中央外事组。叶剑英任组长。柯柏年、黄华随叶剑英参加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中共方翻译处处长。

  经过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几年,柯柏年痛感“出版界尚没有—本如实地、全面地介绍美国真像的书可供大家研究美国时翻阅查考之用,实在诸多不便。”。他自1947年起即收集资料,编写《美国手册》。在西柏坡的山沟里,为了研究当时与我们关系重大的美国。中央五大书记的手中,都备有《美国手册》。新中国成立前两个月,1949年8月柯柏年主编的《美国手册》在北京出版。该书从1949年至1951年短短的两年中,连续出版4次,影响很大。 

  解放军进军北平、南京和上海后,外事组各处长分别赴这些城市军管会任外事组组长,柯柏年为北平军管会外事组组长,黄华为南京军管会外事组组长。

  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月,柯柏年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外交部美澳司司长。

  1951年11月16日 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乔冠华 14日电悉。李克农气喘加重,应及时注意,现派医生及护士各一人去你处,并同时派伍修权、柯柏年两同志前往帮助你工作一时期。

  1951年夏,朝鲜战争处于僵持状态。交战双方的代表先在开城,后在板门店举行谈判。根据中央要求,外交部为中方代表配备了一个幕僚班子(二线班子),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负责。这个幕僚班子不上谈判桌,在幕后为中朝代表分析形势,出谋献策。

  李克农有很严重的肺心病,1951年11月中央决定派伍修权去接替,同去的还有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原因很简单,中央认为,让一个和美国人打过交道的人去参加谈判,柯柏年具备这个条件。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我方代表建议党中央要注意我们党内和兄弟党(前苏联、朝鲜)对战争流露出的盲目乐观、迅速求胜的错误思想。要清醒看到,经过五次战役后,我军身心疲惫,战线过长,没有海空掩护。如一味南下,很难扩大战果,甚至还会导致美军二次仁川登陆的恶果。这引起了党中央和斯大林高度重视,对朝鲜战局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充分认识。1953年7月,交战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柯柏年和伍修权在去开城的来回途中碰到了几次险事,其中两次尤为惊险。当时,朝鲜北部在美国等十六国军队的狂轰滥炸和践踏蹂躏下,几乎所有的城市和村镇都被战火摧毁推平了,“制空权”基本上还在美军手里。敌人就用空军在我军后方进行所谓“绞杀战”,不断轰炸破坏,企图切断我军的运输补给线,那时美国飞机整天到处侦察和投弹扫射,白天根本没法行动,只能利用夜色掩护开车前进。由于时常有敌人夜航机出现,汽车还不能开灯,只能摸着黑慢慢开。去的时候,吉普车正在紧张行驶时,因为没有打灯,走着走着突然只觉身下一颠,吉普车腾空而起,车里的几个人一齐从车里抛了出来,可是巧得很,竟被撩在一个水坑里,忙爬起来,互相一看,个个都成了落汤鸡,但谁也没有受伤,真是万幸。转身一看,吉普车已反扣了过来。几个人一齐动手,把车子翻转过来,司机上去一试车,又是喜出望外,仍然可以开动,不由得互相庆贺起来。另一次是在返回的路上,吉普车正通过沙里院一带的敌机封锁地区时,只见公路两侧到处都有被敌机打坏的汽车,有的四轮朝天,有的歪倒一边,有的烧得只剩残骸,有的车身炸得稀烂,东一辆西一辆地使人触目惊心。可是偏偏在这时,吉普车却突然抛锚了。司机急得满头大汗,是车上的风轮坏了,不换新的根本走不了。这里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别说找人修理配零件,方圆多少公里内连人烟都不见。只听到敌人的飞机又远远地哼着过来了,赶快分散开来隐蔽。忽然司机高兴地喊了起来,原来他从一辆同一型号的坏吉普车里,发现那辆车别的部分都炸坏了,唯独风轮却完好无损,一试车,没问题,就象专门为他们预备的一样。事后有人开玩笑说他们算得“福将”,一生中常常碰到这类逢凶化吉的奇遇,这大概是托人民之福和马克思在天之灵吧!

  1954年柯柏年被任命为驻罗马尼亚大使,在任期间,参与了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两国平民回国协议。1955年至1965年从美国返回中国的科学家有130多人,其中包括钱学森等人。柯柏年还曾陪同周恩来参加了日内瓦会议。1972年柯柏年陪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到全国各地参观。

  1958年,国内在搞“大跃进”,对外宣传口的浮夸宣传引起了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置疑,柯柏年认为这些意见是善意的,如实向国内作了报告,还抨击了国内的浮夸风。这原本是大使职责范围内的事,意见本身也是对的。然而当时极左思潮已在国内形成气候,上述意见被认为是反对“大跃进”。另外,有人向外交部打“小报告”,说柯柏年在使馆内领导反右派斗争不力,于是被调回国。

  1959年,柯柏年被任外交部所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这一任命本是对他的降职使用,然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外交官却很高兴。他多次对人说:“在研究所工作四年是很愉快的。到底是研究机关,有时间看书,学术空气浓。我听到很多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在外交部是听不到的。”

  1962年,柯柏年被任命为驻丹麦王国大使(1963-1967)在此之前,他曾和张志让率中国法律代表团访问日本。

 “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部日常工作仍由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主持。他们保护了近90名大使。只有十多名大使不在被保护之列,当时任中国驻丹麦大使的柯柏年不在保护之列,因为柯柏年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1967年,他和中国大多数驻外大使一样被召回国,参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受难大使们平时扫厕所,并随时听从召唤,接受批判斗争。柯柏年不认罪,也不按造反派要求说违心话,因此受到更多人身侮辱。有一天,柯柏年挨批斗回家,面带得意的神情对孩子们说:“他们(指造反派)说我介绍王光美入党,证明我是王光美死党。我说:‘不对!我介绍她入党,她应该是我的死党才对呀。’造反派竟然说不出话来。”

  1968年,周恩来总理指名查问柯柏年的下落,十多名受难大使才全部解放。但外交部未安排他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柯柏年看书、听唱片、解数学题、装半导体,他将自己赋闲生活安排得其乐融融。柯柏年看书十分博杂,除了线装古书《九通》《二十四史》等外,马列著作、文学、历史、考古、科技、数学、音乐,无线电都是他喜欢的读物。他喜爱无线电,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他就自己装收音机,收听无线电广播。直到1973年,柯柏年才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977年,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三年后,他以正式代表资格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8年,就外交战线拨乱反正的问题,柯柏年提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两条十分尖锐,引起与会者共鸣,这两条建议是:一、“文革”以来一直在宣传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认为借债耻辱。其实,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和企业,都需要借债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应将“无债光荣,有债可耻”的旧观念转变为“有债正常,借债合理”的新观念,当然还要量力而行。二、中国是个穷国,但对外援助却十分慷慨。尤其在“文革”期间,往往因受援国的一句承诺或赞誉,成千上亿美元的外援,我们一分钱回报都不要。这是打肿脸充胖子。反观西方富国,对外援助吝啬得很。对于中国的无私援助,受援助国并不“感恩戴德”,当他们需要反华时,说翻脸就翻脸。他举了几个亚非国家的例子。他建议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金额。他的这两条建议均被中央采纳。

  1981年,他被分别任命和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组评议委员。

  柯柏年曾对家人讲过,他要在有生之年写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多年来他一直用心收集史料,在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就埋头编写工作,因“文革”耽误了大量时间,虽完成了初步,但未能全部完成,至使夙愿未了。

  柯柏年长期患肺气肿,正当国家一天天富强起来的时候,1985年8月9日他却因胃出血,耽误医治,病逝北京, 1985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如下消息:“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首都二百多人今天上午前往北京医院向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老一辈马列著作翻译家和国际问题专家柯柏年遗体告别……”

  9月5日,英文《中国日报》发表题为《柯,外交家革命家,与世长辞》的文章,扼要介绍柯拍年的—生。

  柯柏年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第一室,上面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 

                                            (2005年9月20日于汕头大学)

作者: 
李魁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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