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植之:首开揭阳机械工业之先河

位于榕城区韩祠路的捷和五金厂旧址,与学宫毗邻。蔡幼芳 摄

  《揭阳县工业志》记载:揭阳工业从手工向简单机械生产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2年,郑植之在榕城北窖创办“捷和五金厂”,用简陋机械生产小五金制品,成为揭阳第一家机器厂。

  五金厂取名“捷和”,其用意是“捷足先登,和衷共济”。此格言也成为后来郑氏兄弟事业发展的座右铭。昔年的捷和五金厂,规模小,设备简陋,主要制造徽章及童子军用品等。由于艰苦奋斗,经营有方,从手工业生产走向半机械化,产品畅销本地、各县及至福建,长期的工业生产为揭阳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原揭阳县便有 20多名七、八级技工是从捷和五金厂培养出来的。因而,捷和五金厂被称为首开揭阳地方机械工业之先河。

  捷足先登  五金开路

  郑植之(1898~1985),出生于揭阳榕城北门,祖籍榕城西门外棉洋乡(今月城镇)。作为家中的长子,郑植之吃苦耐劳,少时就随父亲在榕城韩祠路开打铜器铺,操习手工业。父亲郑功毅去世时,植之年仅21岁,因家贫无能力操办丧事,只得挨家挨户向亲邻借钱,才使父亲入土为安。小小年纪的郑植之备尝生活的艰辛,也磨炼出过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此后,郑植之挑起家庭生产、生活重担。

  为摆脱困境,谋求发展,1922年,郑植之只身远涉重洋,到暹罗(今泰国)谋生。他由亲友介绍,在一打金工场做工习艺。为人忠诚勤奋的郑植之,常常不辞辛劳,争做分外工作,故深得老板赏识。然而,胸怀大志的郑植之,不满足于仅仅做工养家糊口,而是想要有一番作为。1926年,记挂着家乡娘亲和弟妹的郑植之,辞工回国,决心带领全家老少,沿用父亲留下的“捷和”招牌,把小作坊扩建为家庭工厂,生产日用小五金产品。

  父亲将小作坊取名“捷和”,其意为:“捷足先登,和衷共济”。郑植之继承父志,独具慧眼,审时度势,应运创制适销产品。彼时恰逢国内大兴工农运动,社团与学校均需佩戴徽章,学生童子军还须佩戴胸章、肩章、警笛、警带等。郑植之驾轻就熟,捷足先登,大量制作徽章及童子军用品。一家人和衷共济,日夜操作,生产出大批价廉物美的适销产品,使捷和厂的声誉迅速传开。为顺应形势,富有开拓精神的郑植之,及时扩大生产,并着手改变落后的手工操作。他在榕城北窖建新厂房,采购先进机器设备,建成捷和金属制造厂,制造铁床、钢铲等,此举开创了揭阳机械工业之先河。为把企业做强做大,1930年,他让三弟翼之到汕头创办南华钟厂,成为华南地区造钟的首创者。1933 年,他到广州设厂制造铁床等金属家具,并在广州立下脚跟,开创出新的局面。

  1934年,郑植之看到,随着工矿业和铁路业的兴起,香港也日趋繁荣,并逐步成为欧美及远东国际贸易的辐射中心,于是在香港铜锣湾创建香港捷和制造厂。开始时厂子很小,只有几名工人,仅生产锁片。不到一年,他便把工厂发展到旺角,再到土瓜湾,不仅制造餐具、钢铲及采矿、筑路工具,还有轧钢、轧铜等。至1941年,捷和在香港已有4间工厂,员工达3000多人。

  服务抗战  矢志图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支援反侵略战争,郑植之转型生产防毒面具、钢盔等军需品。随着日寇铁蹄的南下,广州、香港相继沦陷,郑植之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为日寇生产军用品,在香港的工厂全部被日军“接管充公”。为了保存实力,郑植之兄弟从广州抢运出部分设备前往柳州,不久,柳州又沦陷,只好迁至贵州的独山,不料日军骑兵紧追而至,他们只好又转道贵阳。其时一路奔波,心力交瘁,可谓山穷水尽,但郑植之矢志不移,为使工厂能渡过难关,他动员家属变卖首饰,支持工厂生产。后来,日本骑兵撤出独山,郑植之立即派出三弟郑翼之带领职工回到贵州独山办厂。面对十分恶劣的生产条件,郑植之咬紧牙关,苦心经营,殚精竭虑继续为我国抗日军队服务。其民族大义,爱国情怀难能可贵。

  郑植之是一位极具眼光的工商业家,审时度势,深谋远虑。日军投降前一年,他预料到中国抗战即将胜利,立即着手部署复厂工作,四处联络沦陷时逃散的技术骨干和老职员。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郑植之马上与三弟翼之从重庆带领20多名工厂骨干,日夜兼程奔赴香港和广州开展复厂工作。为适应战后城市恢复生产的需要,捷和广州分厂改为轧钢厂,首创华南轧钢工业。香港的复产工作更为迅速,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捷和反法西斯的明确立场和果敢行动,因而得到香港政府的大力支持。工厂恢复生产的第一宗生意是英军10000张铁床的订货,所需钢材由香港政府当局特准其在收缴日军的需品部廉价采购。资金紧缺,香港汇丰银行伸出援助之手给予贷款方便。由于得到各方支援,捷和刚一复产便呈现一派兴旺景象。

  其时,香港政府忙于清理海运航道。郑植之敏锐地意识到,维多利亚港湾内有不少沉没的战舰和炮弹壳,正是钢铁工业很好的原料来源。他把捷和工厂扩组为有限公司,向香港政府申请承办在海上打捞拆卸战时沉没在港湾内的船只。打捞上来的沉船是个庞然大物,香港当局颇感难以处理。郑植之独具慧眼,以贱价收买过来,将沉船拆卸。拆卸出来的零件,可用则用,可修则修,不可修又不能用的金属废料,便和向渔民收购来的炮弹壳一起重新熔铸,辗辘制成钢筋等型材出售,变废为宝。

  时值香港战后恢复期,百废待兴,各地钢材需求量很大。捷和的业务迅速发展,单纯钢筋的产量便占全香港产量的三分之二。香港政府还发给他们60港元一吨的拆船费,以酬谢他们帮助政府清理港湾。捷和两边获利,财富迅速增长。

  捷和香港制造厂深得天时、地利、人和,业务蒸蒸日上,一路高歌猛进。1947 年,香港捷和制造厂注册为香港捷和制造厂有限公司,主营五金制造业。其后捷和公司与美国、日本、澳洲等国家合资在香港设厂,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经过数年努力,捷和有限公司发展成为集团公司,工业生产突飞猛进,创造了多项香港先驱工业。如:1950年创设香港第一间轧钢厂;创立香港最大的手电筒制造厂,获“RAYOVAC”商标手电筒制造专利。至上世纪50年代末,捷和已稳坐香港钢铁工厂界首位。捷和开创并起主导作用的香港拆船业上世纪50年代末达到最高峰,占全世界拆船总吨位数的六分之一,令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拆船中心。

  郑植之雄才大略,经营有方,且兄友弟恭,通力合作,使得捷和发展为多元化跨国工商业集团。郑植之也被誉为“民族工业家”。

  造福社会  奉献爱心

  郑植之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在香港,他慷慨解囊,经常赈济孤寡贫病,多次捐款给各慈善机构,每年还捐赠大批棉衣给孤寡老人和贫病者御寒。1965年,郑植之与邱子文先生合力创办香港荃湾潮州公学,学校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孝、礼、勤、诚”作为校训。1979年,郑植之在香港新界捐建以“诚、敬、勤、健”为校训的郑植之中学。由于他德高望重,先后被推选为香港钟声慈善社社长、华东三院总理、香港潮州商会会长、港九潮州公会会长等职。1980年,郑植之荣获英国女王授予 CBE 勋章。

  在榕城区韩祠路的捷和五金厂旧址,与学宫毗邻。记者走访时,正好碰到住在附近60余年的史培明先生。据史先生回忆,捷和五金厂原为三层楼房,十几年前因楼体承重原因,拆除最上面一层,现为两层结构。史先生的堂兄当年是揭阳捷和五金厂的员工。“堂兄后来虽没在捷和做工,但香港的捷和依然每月寄钱给他,直至他去世。困难时期,还寄来米面油等生活物资。捷和真是有仁义的企业!”史先生言语间充满着对捷和的赞许。

  1979年,桑梓情深的郑植之回到家乡揭阳。当他获悉揭阳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设备较为落后时,即与邱子文先生联合捐赠 100 万港元,为揭阳县人民医院购置救护车、B型超声诊断仪、胃纤维内窥镜、心脏监护仪、心电图仪等一批设备及 100 张病床。接着,郑植之又把当地政府落实政策归还他家的庭院一座赠给当地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独特的贡献

  彭妙艳

  郑植之是揭阳华侨中对祖国、对家乡有独特贡献的一位。

  表现在,他旅居海外时,通过学习,把在家乡自家作坊掌握的小五金生产工艺,与现代的机械生产技术结合起来,创办起本地第一家机器厂,培养了一批机械工业技术人才。之后,他以此开启揭阳机械工业先河,在工业的多个领域的发轫、创新作出贡献,支援了国内抗日斗争,也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复苏等,都有着非凡的建树。

  与一般的华侨不同,郑植之的“过番”谋生,关注、留心的是当时刚刚兴起的工业技术,而不是传统的生计与产业。这就使得他成了“另类”的华侨,而这“另类”,也即以工业技术和管理为抓手,来改变家族的经济收入来源,改善地方的产业结构,使之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有工业含量的新的形态转化与跨进,从而摆脱一直以来的贫困状态。虽然他所点燃的,只是工业文明的星星之火,但它对于揭阳工业的迅猛发展,至一度成为广东的制造重镇,这是郑植之作为一个“特殊”华侨的特殊贡献。这贡献,确乎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宣传华侨,既要看到他们共同的风采,更要发现他们独有的亮点。郑植之的发展民族工业,振兴民族经济,推进社会生产结构的优化这个“亮点”,光照今昔。所以他的发迹与造福家乡,事迹发生在近百年前,而今天读来,仍可使人感动。

作者: 
蔡幼芳
来源: 
揭阳日报(2022.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