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和百兰山馆

  丁日昌(1823年——1882), 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出生于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今丰顺县城,晚年定居揭阳榕城)。丁日昌是军事家,政治家,洋务运动主要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重大的影响。他政务之余,悉心读书,著述甚丰,丁日昌著作有《抚吴公牍》五十卷,《百兰山馆政书》十四卷,《藩吴公牍》十五卷,《巡沪公牍》七卷,《淮鹾摘要》三卷,《淮鹾公牍》一卷,《抚吴奏稿》六卷,《抚闽奏稿》四卷,还有他所督译的《枪炮图说》《地球图说》《法人游探记》等都是讲究经世致用之学的作品。丁日昌尤酷爱搜聚典籍,庋藏丰富,是清代著名藏书家之一,辑有《持静斋书目》,精诗文,工书法。

  据地方史料介绍:清同治十年(1871)丁日昌在揭阳榕城东门建藏书楼“百兰山馆”,丁氏后代在《济阳世泽序》中有一段记载:“百兰山馆于揭阳东门,以适其好学藏书素愿,馆辟地半亩,环流四周,建楼宇二层,南北对朝。主屋二座,上下各具一厅二房,其间空地挖一鱼池,引水种莲,东边长方形旷地,广八尺,宽二丈,假山半砌,遗石横卧其间;侧视全馆成凹字形,虽无华丽装饰而风光清爽,连东矮旧平房四座,眷属居所也。公独处北楼,以为起居之所。山馆其余厅房,全部藏书。”百兰山馆面积虽不是很大,但实用精巧,凹字型二层木楼,走廊与楼房均施格扇玻璃花窗,花窗上下有活动木板可以调节大小,供采光、通风,利于读书和藏书。木楼择料讲究,结构坚固实用,工艺独特。楼西面有大天井,中间建构椭圆形莲池,池中堆砌英石假山,四周培植数十样不同品种的兰花,故称百兰山馆。

  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期间,曾到浙江宁波考察,登临江南藏书名楼“天一阁”,有鉴于“天一阁”在结构上的防火功能,百兰山馆仿天一阁构建,主楼上层一厅,副楼(左右侧)为三开二层楼房,以合“天一”“地六”之数。过去的榕城水系发达,城中舟楫往来便利,丁日昌将藏书楼建于临水处,当年从榕城“柴街”的丁府到藏书楼百兰山馆有小舟可达。一百多年来百兰山馆未罹火患,百兰山馆被誉称为“岭南天一阁”名不虚传,书楼的总体结构仍基本完整,现在仍然能见到当年建筑的精美,实用,成了古城的一处文化遗存。

  古往今来大藏书家多属文人和大官,他们以自己的学识眼光和实力,为保存文化不遗余力,如创建天一阁的范钦等等。清代大藏书家丁日昌,是官拜一品的封疆大吏,洋务运动的实干家,宦海生涯几十年,政绩赫赫。丁日昌藏书在清末闻名海内,“独步岭南,富甲粤省”成绩卓著,他的藏书有极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有珍贵宋椠元刻等,据《持静斋书目》记录,其中有宋本55种,元刊46种,都是岭南藏书家所不敢望其项背的。珍籍中的宋刻《尚书表注》《毛诗要义》《禹贡图》《昌黎集》均冠绝一时,是其他藏书家可望不可及之物。他的藏书主要收自江南各名家流散在外的零星藏书,这些藏书多为古刻旧钞,且经名家批校,弥足珍贵。丁氏当年藏书共10余万卷,与清朝乾隆末年江苏常熟瞿绍基所建的“铁琴铜剑楼”、山东省聊城进士杨以增所建的“海源阁”藏书楼并驾齐驱,并延请林达泉、莫友芝、江标等学者、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为他整理书目和校勘。林达泉《文钞》有《百兰山馆藏书目录序》云:“雨翁都转,博雅好古,藏书富甚,暇日尽出所藏,属某编为目录,因仿《四库全书》例,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自兵燹以来,大江南北,两浙东西,所谓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庋置秘本,都已化为灰烬,无有存者,都转乃蒐罗荟萃,收拾于委弃瓦砾之余,购集之多,几及三、四万卷,洵所谓壹其所好,好之而有力者也。都转从政之暇,日手一编,清俸所入,尽以购集阁史,故得蔚为大观。其窭人也。屠门大嚼,亦且快意,编校之余,为志其缘起云。”这段文字记录了丁日昌藏书的由来和编目录的经过。丁日昌以他独到的眼光,学识、财力大量收藏名家典籍,各种珍本图书,为保存文化做出了贡献。

  藏书家的收藏有赖于各自构建的藏书楼,丁日昌耗尽心血藏书,而且在目录学、版本学上也有所建树,书目的编纂和刊行,可见其对清末学术文化所作的贡献,这在历代粤东的达官贵人中实属罕见。如果丁日昌不去从政,或是多活二十年,一定是一位大学问家,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当年丁日昌在百兰山馆生活、会友、读书、写作,特别是在丁忧期间和晚年基本居于百兰山馆,数年间在百兰山馆北楼写下了不少震聋发聩的奏章、书信、诗词。在清末风雨飘摇、外忧内患、自己又受人弹劾、身患疾病、心力交瘁的日子里,丁日昌人在书楼,心忧天下,北楼的灯光映照着他夙夜忧叹的身影。从《丁日昌年谱》的记载中看到,很多重要的奏章、诗文都是在书楼完成的。他提出加强科技建设,提升国力的建议,此议后得朝廷的采纳。面对时艰丁日昌的心一刻也不宁静,关心国家大事,夙兴夜寐,在书楼摇曳的灯光之下,写下长篇而震聋发聩的奏章,促成了第一批留学美国幼童的成行。他身在书楼但心在君国,在给李鸿章信中,表达自己为国家利益“虽粉身碎骨而有所不辞”的心愿,并申述在国外筹建领事馆事,以保护华侨利益的意义;他关心家乡,针对潮州严重水灾一事,连作《复潮城局绅论治水书》《代拟呈复潮州疏通海口情形书》等文件,对韩江提高抗洪能力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书楼写了嘲讽困扰社会民生诸种不正之风的《揭阳新乐府》,为国家大事竭精殚虑,上陈《详议总署原奏事宜六条》,就练兵、简器、造船、筹饷、持久等为朝廷出谋献策;他上奏《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清政府建立北、东、南三洋水师,巩固海防。被李鸿章称赞为“逐条皆有切实办法……令俗士咋舌,稍知洋务者,能毋击节叹赏耶!”还有关于台湾的建设、治理等等,均切实可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清朝忠臣的丁日昌处江湖之远,心忧君国,斯人已逝,但其忧国忧民的精神仍值得我们景仰、缅怀。

  这座书楼曾经高朋满座,诗词唱和,为地方历史文化留下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于当年书楼建成时,应丁日昌之邀,下榻于百兰山馆,时间约半个月。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清道光十六年进士,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他的书法成就很高,各体书熔铸古人,自成一家,草书尤为擅长。他通经史,精小学金石碑版,有《惜道味斋经说》《东洲草堂诗·文钞》《说文段注驳正》等著作。何绍基与丁日昌交好,当时揭阳的文人墨客、官绅士贡慕何绍基之名前来拜访者很多,每日车水马龙,佳客盈门,步韵吟诗,挥毫评书,为揭阳留下一段文化佳话。何绍基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墨宝,并照“雨生仁兄嘱”为百兰山馆题写了馆名。百兰山馆虽然历史不是很长,但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是粤东一座著名的藏书楼。

  文化的传承是一件艰难的工作,也是藏书家身后不得不面临的重大问题,但遗憾的是因管理不善等原因,丁日昌辞世后倾注他一生心血的藏书流散殆尽,以致人去楼空,后人空留叹息。我曾多次向丁日昌纪念馆工作人员了解,也曾向当地老一辈和丁府有关的人士了解其藏书情况,但一无所获,在丁日昌纪念馆仅见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只当年的藏书箱,其他书籍、文物已荡然无存了。丁日昌一生处于清末多事之秋,其他书只历数十年而散失殆尽,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著名学者、藏书家徐信符在《广东藏书记事诗:十一、丁日昌·持静斋》诗中写道:“中丞德政治三吴,同癖何人竟肆诬。百宋千元零落尽,梦魂曾否到姑苏。”对丁中丞的德政和藏书的流失发出深深的感叹。“百宋千元零落尽,梦魂曾否到姑苏”。读来令人叹息。揭阳学者孙淑彦有诗咏百兰山馆:“百兰山馆称咸同,十万卷书叹一空。众里寻他千百度,只留书目记倥偬。”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藏书楼一直当作他用,部分建筑受损,后来又被作为学校的附属,总算多少还和文化有点关系。值得庆幸的是2017年书楼得以重新修葺,但完工之后至今仍闲置着,书楼中无书可藏,百兰山馆无兰可赏,只存空名。

  一座藏书楼是一部浓缩的历史,它承载着太多的无奈和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历经一百四十余年享誉一时的百兰山馆,如今已是书散楼空,十万卷藏书不留片纸,历史就是这样地无情,令人不胜唏嘘。

  藏书难,保存、传承更难,其中的艰辛和悲怆是后人难以理解的,也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传统文化在保存和发展中的艰难历程。

  当年百兰山馆的灯光,已经熄灭于历史的隧道,百兰山馆正在等待人们去重视和利用,让书楼为现代社会服务。

作者: 
杨史辉
来源: 
潮州日报(2019.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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