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习经与林仔肩

  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与潮汕两位名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一位是揭西棉湖的曾习经,另一位是澄海南砂的林仔肩。透过历史的云烟,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找到某些关联或交集。

  一

    曾习经(1867-1926)天资聪颖,年少时随长兄曾述经学习诗文,20岁时被选补为县学生员。光绪十四年(1888),曾习经作为一名高材生被选拔到两广总督张之洞主办的广州广雅书院就读,因为学业大进而受到张之洞和书院山长梁鼎芬的赏识。接着又转到广州学海堂(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就读,与梁启超同窗。

  光绪十五年(1889),曾习经与梁启超同时参加乡试,都考中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同窗两人都赶赴京师参加会试,结果曾习经考中进士,梁启超却落第了。曾习经在光绪十八年(1892)参加殿试,成绩优异,被授为户部主事,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仕途。梁启超却因为结识康有为而从一个普通士子逐渐成长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在京师做官的曾习经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交情颇深,于是积极响应、参与,过往密切。光绪二十四年(1898),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速生速灭。“六君子”遇害,康有为、梁启超受到追捕。作为同窗好友,曾习经在暗中帮助梁启超,使他得以逃脱守旧势力的魔爪,流亡日本。

  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习经深知清政府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于是在清帝退位的前一天,他以身患顽疾为由辞去官职,退居在京郊,过起了田园隐居生活。然而,因为“失业”,曾习经的生活并不好过,甚至不得不将他心爱的书籍和字画等物卖掉,以维持生计。作为一名“书痴”,日子过到这个份上,几分悲凉,几分无奈,几分凄楚,不言而喻。

  曾习经身为揭阳最后一位进士,他的思想存在着复杂性。他抛不开他用聪明才智所艰辛换取的功名和利禄;他抛不开他一直所眷恋的大清帝国;他抛不开他的官僚面子。可幸的是,当他意识到现实的残酷和无望之后,百无聊赖地提前辞官隐退了。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俗话说“无官一身轻”,然而,事实上,此时此刻的曾习经心理负担反而更重了。他的精神和思想还是依附在封建王朝身上,如影随形。以至于后来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民国政府多次想委任要职,他都一一谢绝了。或许田园的诗意和书画的寄情无法掩盖他内心深处的不平静;或许心理的失衡令他的身体有点招架不住;或许隐居后的曾习经还存在着一种等待的心理。然而,这一等,令他穷途潦倒;这一等,就是十五年。民国十五年(1926),曾习经因病郁郁而终。梁启超为他办丧事,还为他的手稿《蛰庵诗存》作序并付梓,完成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生前无法完成的愿望。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一度在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后来,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从此告别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可见,梁启超的思想也是极其复杂的,在转了一圈之后又落到了“保守”这一个支点上。

  “从思想意识而论,曾习经是保守主义者,是封建政治、传统道德的守灵人。因此,他与梁启超一度分道扬镳……他一直在京郊做清朝遗民,而未改初衷,未尝变节,未有后悔。以至于从激进转为‘保皇’的梁启超最后与他殊途同归,乃至从传统的角度,认同他是‘岭南第一完人’”。我赞同作家彭妙艳对曾习经和梁启超的这种说法。

  二

  林仔肩(1866-1936)聪颖好学,胸怀大志,11岁进私塾读书,24岁时得到学使的赏识,破例补取为县学生员,后来以优异成绩考进由方耀创办的金山书院,成为该院的高材生。

  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海军经费营造颐和园以供享乐,而把国家和民族的安危置之度外。林仔肩认为这是劳民伤财、祸国殃民之举,于是在《汕头图画新报》上写文章怒骂慈禧。文中最为严厉的一句“生虽贱而知礼,妇虽贵而常淫”惹得慈禧大为恼火。清政府下令通缉,林仔肩只好打起包袱,避难海外。

  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全国上下一片呼声,拥护维新。林仔肩积极响应并投身其中。他自刻“康门走狗”四个字在手杖上,奔走在粤东各阶层领域,痛揭封建守旧势力的腐朽,大力宣传维新变法,以此唤醒人民大众,在潮汕形成了一股爱国新潮流,与远在北京的维新力量遥相呼应。

  “戊戌六君子”遇害之后,林仔肩悲痛之余撰写《吊六君子文》在报刊发表以示悼念。清廷闻知,再次通缉这位被世人尊称为“第七君子”的“狂生”。林仔肩只好逃避于澄海莲花古寺,继续写文章反对慈禧的倒行逆施。

  辛亥革命期间,林仔肩积极投身其中,在汕头各地创立演说会,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期间,林仔肩又在汕头报刊发表抨击、声讨袁世凯的文章,被广东总督龙济光通缉、逮捕。这可急坏了林仔肩的家人。林仔肩与梁启超神交已久,两人曾经在香港见面,慨叹“相见恨晚”。虽然在政见上有点出入,但家人还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瞒着林仔肩,向梁启超求救。面对如此难得的挚友,梁启超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马上发电报保释,使林仔肩幸免于难。目睹中国社会乱象,重获自由的林仔肩非常失望,从此远离政界,发展家乡生产,专心致志办乡学,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三

  曾习经与林仔肩相差一岁,算是同龄人,也是潮汕同乡,他们的晚辈还有着一层同窗和姻亲的关系。曾习经的侄女曾宏英年幼时就与他一起住在京师。后来曾宏英在北京法政大学就读,与林仔肩的次子林贤缵及其族亲林修雍同窗。再后来,曾宏英与同窗林修雍结为连理。曾习经还为林修雍家的“爱庭祖祠”题匾,为这段美丽的姻缘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曾习经与林仔肩同为梁启超的好友(比梁启超大六、七岁),同为县学生员,都接受过儒家的教育,又受到旧民主思潮的影响。然而,不同的性格导致他们人生坐标定位和人生际遇的迥异。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们都极不容易。

  曾习经本想冲出思想的牢笼,超越自我,现实中却屡屡碰壁受挫,只好收住那只刚刚试图迈出的脚,重新回到原来的自己。相形之下,林仔肩比曾习经来得洒脱、自在而精彩。林仔肩敢作敢为,狂放不羁,坦荡磊落,积极参与进步活动,成为潮汕罕见的传奇人物。他因为忧国忧民、勇于担当而敢冒风险、开拓创新。这种操守和行为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他多次遭到通缉甚至被捕,差一点也就结束了生命。然而,林仔肩就是林仔肩,他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毫无保留地张扬着个性,风风光光地在历史舞台和人生舞台上潇洒地走了一回。

作者: 
郑燕涛
来源: 
揭阳日报(2017.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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