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石辟澜

  石辟澜(1910—1947)烈士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潮州人民的优秀儿子。他1933年在广州加入“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会”,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1935年12月参加并领导“香港抗日救国会”。1936年任全国抗日救国会执委兼总干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返粤任“文抗会”理事,1939年创办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新华南》。1940年秋,石辟澜被任命为中共粤南省委宣传部长。1943年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7年,他主动要求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创建新解放区的艰苦斗争中壮烈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4日,在石辟澜烈士牺牲50周年之际,中共潮州市委和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潮州市党政机关会堂隆重举行纪念会,深切缅怀石辟澜烈士光辉的一生。石辟澜生前好友、北京市委原第一书记段君毅等领导同志亲临纪念会。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张帼英发表讲话,高度评价石辟澜光辉的一生:“石辟澜同志是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石辟澜是广东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广东思想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石辟澜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光照人寰,他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幸福而作出的历史功勋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他落笔成章,立论精辟,感人肺腑,启迪了一批又一批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

  从“小鞋匠”到文化人

  石辟澜1910年7月16日生于潮州市区中山路廖厝围驸马埕2号一个城市贫民家庭里,乳名海青,化名石不烂、余清。父亲石琢之,母亲蔡兰英。石辟澜兄弟姐妹5人,弟弟石泉安,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家7口人挤在一间破烂屋子里,遇上雨天,屋漏难以遮身。

  石辟澜7岁入小学,但在饥寒交迫的家庭困境下,只得停学跟着父亲做布鞋卖,有时也到街头当小补鞋匠。后来在亲友资助下读到小学毕业。在校读书期间,石辟澜非常用功,成绩优良。平时总是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学习文化知识。1924年,潮州慈善堂为失学儿童创办了一间古文补习学校,年仅14岁的石辟澜被聘为这所学校的教师。人称“先生仔”。虽然自己还是个孩童,教起书来却颇有成绩。后来陆续被真光小学、振源小学和觉世小学聘为教师。1930年,石辟澜离开家乡,到汕头市任教。当年的潮州,是大革命的策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加之南昌起义军在潮州播下革命火种,对石辟澜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急切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2年,石辟澜到广州,靠打零工和卖文为生,晚上到国民大学夜校政治经济系读书。在这里听了进步教员讲授《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初步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由此开始了对政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933年在广州加入了“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广州分会”。“文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此期间,石辟澜以“石不烂”为笔名,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深入到工人、学生中做宣传发动工作,组织读书会、培训革命骨干。石辟澜以赤子之心,满腔热情宣传革命道理,为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进行了不懈斗争。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1934年夏,“文总”广州分会骨干成员60余人被逮捕,其中6名骨干成员遭到军阀陈济棠的枪杀。“文总”无法继续活动。这时石辟澜走避到了香港,领导香港抗日救国会工作。

  在香港,石辟澜到《大众日报》当记者和编辑。这个刊物是“民族革命大同盟”办的。石辟澜加入了“民盟”,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还利用办报的有利条件,广泛结交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发起组织了香港救国会,并成为该会的主要领导人。香港救国会吸引了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参加,很快形成了一个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救亡活动的群众团体。该会还出版刊物《偕行》,创办书店,组织读书会,举办工人夜校,利用《大众日报》副刊开展宣传活动,推动香港救国运动的开展。香港救国会备受社会瞩目,成了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制造“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在《八一宣言》影响下,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全国20多个省市60多个抗日救国团体的代表70多人。大会听取了上海、南京、天津、香港等地救国会的代表的报告,通过了《宣言》《政治纲领》和《章程》。石辟澜作为香港救国会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报告、介绍香港救国会的工作,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表示拥护《八一宣言》,赞同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大会选举了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石辟澜等为执行委员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干事会,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石辟澜兼任全国救国会总干事,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负责全国救国会日常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石辟澜参与起草、负责处理救国会文件信函,以救国会及其领导人名义发表。7月15日,救国会领导联名发表题为《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救国会的号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1936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人数达数十万人,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

  在上海,全国救国会数次领导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和示威活动,石辟澜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各界为鲁迅举办了万余人参加的盛大葬礼。石辟澜是组织和发动这次大规模的追悼活动的救国会干部之一。他连续10余次到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遗容,撕下身上的衬衫写悼词:“哭鲁迅先生,踏着你走的路”。救国会组织送葬群众一路高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既悼念鲁迅又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1936年11月,救国会领袖“七君子”被捕,全国发起轰轰烈烈的救国和救“七君子”活动,石辟澜也是出色的组织者之一。在这些活动中,石辟澜奔走呼号,严密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36年冬,石辟澜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对救国会给予高度的评价。早在1936年8月、9月间,毛泽东先后致函救国会领导及全体会员,称赞救国会“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抗战胜利时,毛泽东说,“中国的抗战是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作用。”石辟澜作为救国会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东思想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1937年8月上海失陷后,石辟澜以全国救国会执委兼总干事身份回到广东,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石辟澜先是在“广东各界抗战御侮联合会”任职,以特派员、督察员身份到各地巡视检查,发动和组织民众抗日,随后被选为广东省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理事会(简称“文抗会”)理事。他深入到工人中去,把识字教育同抗战宣传结合起来,在工人中建立中共组织。参加“抗战教育实践社”活动,经常到中山大学开抗战讲座。同时,他还在《新战线》上发表《安定民心的限度》《扩大反间谍、反汉奸运动》等许多有影响、战斗性很强的文章。针对国民党宣扬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石辟澜和“文抗会”同事组织反击,针锋相对,批驳谬论,如投枪匕首,直刺顽固派心脏。

  1938年4月,石辟澜受党的派遣,到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宣传组)工作,担任该组秘密的中共支部书记。石辟澜工作之余,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政论文章。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石辟澜随战区司令部撤到韶关。1939年初,石辟澜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在韶关主办省委机关刊物《新华南》半月刊,于4月1日问世。《新华南》面临印刷经费困难的问题,他就发动各界人士捐款资助。《新华南》还出版赣州分版,在赣州进行募捐,当时赣州各界包括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在内都捐了款。在石辟澜的努力下,《新华南》发行网遍布粤、桂、湘、闽、赣等省,以合法的斗争形式,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鼓舞人民树立抗日必胜信心,成为照耀华南地区革命斗争的一盏明灯。广东省政协原主席吴南生回忆说:“抗战初期,石辟澜就是广东省文化界的著名人士之一。当年他办《新华南》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很有影响了。他是在1939年主办广东省委刊物《新华南》半月刊的。本来当时刊物就少,像这种进步刊物就更少了。我很喜欢看这个《新华南》,也就久仰石辟澜的大名了。”(2004年6月26日《汕头日报》)

  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华南》又怕又恨,百般阻挠破坏出版发行工作。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公然指名大骂《新华南》,还派特务恫吓、跟踪石辟澜。石辟澜毫不畏惧,继续战斗。党为了石辟澜的安全,1940年夏,将他调离粤北。1940年5月,根据广东省南部沦陷为日军占领地区,北部仍为国民党统治区的现状,中共中央将广东省一分为二,分别成立粤南省委和粤北省委。粤南省委机关设在香港九龙,石辟澜被任命为粤南省委宣传部长。

  石辟澜是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一生好学深思,锲而不舍,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才能。石辟澜因家境贫寒而中途辍学,所受教育不多,但他以“自立、自学、自爱、自强”来勉励自己,坚持不懈地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他立论精辟,文笔出众,善于词令,以丰厚的理论素养,高超的领导艺术,出色的组织能力,丰富的斗争经验而成为当时广东思想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舍生忘死营救爱国民主人士

  1941年,石辟澜与邓戈明结婚。邓戈明是广州市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先后担任中共顺德、恩平两县县委妇女部长,赣南特委妇委书记等职。设立粤南省委后,组织将邓戈明从赣南调回广东工作,任粤南省委委员、省委妇女部长。为掩护身份,省委安排石、邓假扮夫妻住在一起,不久,经组织批准,两人正式结婚。在香港九龙省委机关工作时,石辟澜患了肺结核病,经常咯血,无钱治疗。石辟澜凭着顽强的毅力带病坚持工作。

  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电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中共南方工委、中共粤南省委,紧急营救被围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石辟澜、邓戈明都参加了营救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下,石辟澜夫妇同地下党同志一道,机智勇敢,舍生忘死将进步人士分批从香港偷渡过海,送到设在九龙的抗日游击队交通站,然后由东江纵队护送,秘密通过日军封锁线,抵达东江抗日根据地。茅盾、邹韬奋、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金山、千家驹、廖梦醒等都是这样从香港被救出来的。夏衍等人则是被护送到澳门,经台山到广西桂林。这次秘密大营救,共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

  1942年5月,因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张文彬等一批各级领导同志被捕。党中央决定国统区党组织一律停止活动。8月下旬,邓戈明陪同石辟澜由香港转移到东江根据地。因石辟澜肺病加重,省委让他在梅县养病,自此化名余清。秋冬之季,石辟澜奉命撤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跟随周恩来转移到延安。邓戈明因怀孕待产不能同行。夫妇商定,为了革命,为了不影响工作,将孩子送给他人。因此,石辟澜直至牺牲,都未曾见过亲生儿子一面。1943年初夏,邓戈明抱着出生43天的儿子,在送养契约上签字,儿子自此终生随养父姓张,名鸿兴。1944年,邓戈明也来到延安学习。1946年春节,他们在延安生下一个女儿,从石辟澜化名之姓,取名小青。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小青4个月时,他们带着孩子转战半年多,来到冀鲁豫区。

  血洒大别山

  1947年夏,石辟澜主动要求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开辟新解放区。据段君毅回忆,石辟澜同志挺进大别山后,“即分配到大别山鄂豫区党委的一个地委工作。他还参加湖北麻东地委的领导工作,可能担任地委副书记”。延安整风以后,干部无论职务多高,资格多老,都争着到基层工作。大家都觉得,只有到基层做出成绩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干部们都是一心一意下基层。1947年9月,石辟澜到了最艰苦的麻东地区任工作队长。1947年11月4日,当地土匪发动暴乱。当匪徒抓着群众追来,石辟澜的警卫员严国民要开枪自卫时,石辟澜担心会误伤被胁迫的群众,制止开枪,因而束手就擒。他被凶残的敌人吊在大桑树下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英勇牺牲了,时年37岁。

  石辟澜的一生波澜壮阔。人生的最后,他的生命得到了升华。1981年,著名作家秦牧在《新华文摘》上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北京一户多姓人家的故事——缅怀石辟澜烈士》,轰动一时。对于石辟澜烈士的革命精神和高尚人格,当年的战友、同事、学生在缅怀他的时候,都从不同侧面作了表述,勾画出烈士的光辉形象。地质部原部长孙大光说:“深切怀念石辟澜烈士,学习他为人民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高尚品德。”著名文化名人夏衍赞扬石辟澜:“正直刚毅,无畏无私,舍己为人,死而后已。”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梁威林赞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非常热情,生活俭朴,对问题严肃认真,反复研究。”革命老人谭天度说他“待人热情,思想开朗,举止庄重”。吴南生为《石辟澜》一书的题词是:“石辟澜同志为人民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人民将永远纪念他,烈士的英名永垂不朽。”中共广东省委原常委杨应彬对石辟澜的评价是:“笔杆枪杆,文场战场,勇士姿质,发热发光”……

作者: 
谢锦澍
来源: 
潮州日报(2017.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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