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书家詹安泰

  广东的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甚至是著名学者,他们对书法的认识、理解、实践、研究和运用,并未引起书法界的高度认识和重视。他们对书法的修习与体验,往往有别于书法家、书论家对书法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对书法艺术的解读,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我粤詹安泰先生便是其中之佼佼者。

  詹安泰(1902-1967),字祝南,号无庵,广东饶平人。曾任中山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系我国现代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于文学理论研究、古典文学作品鉴赏及诗词创作等领域,均有杰出成就与贡献,在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其诗词踵承清季同光诗词“宗宋”之风,挹其芳润而独具面目自成新境,与当时国内词人名家夏承焘、胡光炜、龙榆生等,被誉为“现代四大家”,可见其在二十世纪词坛的影响和地位。先生博学多才,除了卓著的学术成就之外,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其一生对书法的实践,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下面我就詹安泰的书法脉络谈谈看法。

  在中国的学术界,古往今来有相当一大部分文人士大夫,大多视书法为“末技”、“小道”。他们在治学之余,虽偶涉书艺,却都以此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并从中获得乐趣。然而,在中国书法史发展的长河中,文人士大夫却成为书法艺术的主体,并代代相承,发扬光大。文人学者书法自汉魏晋开始便是中国传统书法精神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中期乾嘉年间致力于经学、史学研究的一批学者,他们对书法的修习和理解不同于书法家、书论家的书法观念。整部中国书法史,其实就是文人与学者的书迹史,而并非专业书法家的历史。事实上,只有当文人士大夫成为书法主体的时候,中国书法史才会更加异彩纷呈、博大精深。

  詹安泰的治学生涯与书法并存,但他的书名为学名所掩。他“懂”书法、“善”书法、“用”书法,但“书而少述”,然而其字里行间却体现出他的书法观念和书法精神。詹安泰于治学之余喜欢书法,书法成为其调剂生活的风雅余事。从他的存世书法作品中,各时期的书作,无论其中所包含的主观或者客观因素,都自然地表达了他的书法见解和主张。在上世纪的初、中叶,詹安泰在学界已有一定的地位,他毕生致力于学术,治学生涯贯穿其一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学术之余,先生勤于书道,有大量的书法作品散布于民间,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书法观,以自己的书法语言表达其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

  清代书法,大抵糅合欧、颜、柳、赵、董诸主流书家,然而其结字少有嬗变,原迹古本书帖多为私人收藏,翻刻本或伪本、谬品,流行于世,故清末明初,随着各种碑版的出土和发现,写碑者大行其道,乾嘉年间形成的“乾嘉学派”聚集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以学术为职志,视书法为学之终事,于经学、史学以及文化史上,对于近代的学界文化人影响深远。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是既擅书法又擅著述,但不以书法为职志。他们大多书名不显,或者书名显著但为其学术成就所掩盖。古人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清人刘熙载论及书法时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詹安泰的学术生涯颇像“乾嘉学派”的学者生活在三百年后的二十世纪。所不同的是先生于学术之余精研书艺,且功力深厚,碑帖相融,尤具浓郁的书卷气,有其丰富的人文内涵,笔墨之中蕴含着他的学养,以及对人生的感悟。苏轼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庭坚亦云:“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这些论书都是强调道德学养与书法的精神意蕴的关系,阐明“积学储宝”和“学高韵胜”的书理。季羡林说:“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学者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字的美化和文化化。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

  自清中叶以降,能熔碑帖于一炉的书家大有人在,最有代表性的如赵之谦、杨守敬、郑裕钊、何绍基、沈曾植、康南海等,然而当代擅于碑帖结合者却寥寥无几,由此可见碑帖二者相融合难度之大,非有学养深厚者不能为。何绍基言:“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否则习气未除,将至性至情不能表见于笔墨之外。”纵观大部分学碑者,都擅于表现其雄强、犀利、拙朴的风格,而多不作内在的理解。

  民国时期的学人凡喜欢书法的,基本都受碑的影响。究其根源,前有清中期“乾嘉学派”的影响,后有阮元的《南北书法论》和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尤其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其影响更为巨大,它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扬碑抑帖的书法变革。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有诗曰:“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孰传之?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又曰:“宋《爨龙颜碑》浑厚生动,兼茂密雄强之胜,为正书第一。昔人称李斯篆画若铁石,体若飞动,可以形容之。”康南海对《爨龙颜》推波助澜,可见民国时期对书坛影响之大,其《广艺舟双楫》可贵之处,在于能脱前人论书之窠臼,以理论为先导,康南海认为:“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是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指出“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之可贵”。但从清末至民国甚至当代,能碑帖结合而出新者只是凤毛麟角。

  詹安泰写碑于雄肆中透出典雅,与同一时代学碑者同源而异途,其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文人气息,既写碑而又具帖味,自然而无浮躁气。这与民国时期的书法由于倡碑之风盛行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文人学者乃至书画家,写碑成一时风尚。与毕生浸淫帖学者不同,詹安泰于帖学之外,对碑版、章草、篆隶都有广泛涉猎,并以帖入碑,以碑掺帖,行笔跌宕,结构险峻,体势修长隽迈,线条柔韧凝练,且擅各种书体,能以碑版之法而写行草之韵,正所谓出碑入帖,融会贯通,整体气息典雅秀劲。詹安泰碑帖结合的书风,且让人感受到大气磅礴气势的同时透出浓烈的文人气息,如其书赠潮籍学者蔡起贤的对联:“立定脚跟做人,放开肚量食饭。”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字形似《石门铭》洒脱自然,用笔若枯藤老树,从容洒脱,有如《石门颂》无拘无束,好似璞玉浑金,不故作修琢,无造作,神采直追康南海。詹安泰的书风,得汉魏六朝碑版神韵,得《石门铭》、《爨龙颜》纵横奇宕之气,蜕化成自家面目。詹安泰不满足帖学,也不单纯摹仿古碑,故能熔铸古今,冶真草隶篆为一炉。

  詹安泰在中山大学执鞭之余,尤其热衷书法与金石研究,对汉隶、魏晋六朝碑版用功之勤,非一般书家可以比拟,他所写的隶书,深得古隶神韵,质朴无华。自清至民国,真正能以写碑而现书卷气者,屈指可数,詹安泰可算其中一家。他兼善真、行、草、篆、隶五体,对汉隶、魏碑楷书用功尤勤,因而他的字里行间,内外一致,雄强与灵动的气韵美,他在创作或抄录自作诗词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各体融合的笔法与结体,更显其质朴古意。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在《詹无庵诗序》中,不仅高度评价詹安泰的诗,还抒发自己的感慨:“无庵之于诗,气骨遒而情性藑。攓太华曾云之峻,不足以方其缥缈之思;吸两颢沆瀣之英,不足以喻其高骞之操。……无庵挂瓢滇海,凄吟武溪,居山林之年,值澒洞之际。晚岁所作,如书之一波三折,逋峭峻絜,至今诵之,低徊悱恻,弥怆平生于畴日。”借饶老此序句,评论詹安泰的书法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其艺与道通,目击而道存,写出了魏晋新风度。

  中国书法神奇之处,在于能流露出心迹、性情、学养、神气、韵味和情趣,既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这也是书法的魅力所在。正如当代的书法大家沈尹默所言:“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示惊人的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在浮躁之风日盛,江湖书法横行的当代书坛,我们重新缅怀前辈学者书家,对他们的学术成果和书法成就进行收集整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代书坛笼罩着一种流行化、形式化、技巧化的气氛,这与中国传统书法精神已相去甚远,值得有识之士讨论商榷。

  学者书法是一块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和深入研究的领域,其审美情趣与人文精神有着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者: 
谢佳华
来源: 
汕头日报(201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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