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李春霖

  潮州市区上西平路刘察巷15号李氏家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革命家庭。李氏家族在大哥李春涛(1897—1927)的影响下,李春蕃(柯柏年1904—1985)、李春鍏(1905—2004)、李春秋(李伍,1914—1980)和李春霖相继投身革命,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功绩,作出了贡献。

  中共党史资料记载:“李春霖(1910—1937),广东潮州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随西路军西征时,任西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1937年春,在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李春霖出生于潮州市上西平路刘察巷15号,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革命烈士。他善于做宣传工作,作战英勇,1933年3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他的这一职务前任是黄超,后任是廖承志(参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2426页、2436页)。刘伯承元帅曾对柯柏年说,“春霖在长征路上反张国焘,被关押、用刑”。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张国焘才不得不解除对罗世文、廖承志、李春霖等人的监禁,撤销处分。在红四方面军任职期间,李春霖把个人的安危生死置之度外,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为红四方面军扭转危局、反败为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黄河以西部队称西路军。李春霖作为红军指挥员,随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英勇作战,1937年3月,在河西走廊中段的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境内(一说在河西走廊东端的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红柳园战场)同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部作战,因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前赴后继入党参加红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据1966年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出版、李云汉著的《从容共到清党》一书记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及通缉名单 ,包括中共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197名。蒋介石签发的通缉令将李春涛列入共产党首要名单予以通缉。4月14日潮梅警备司令部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即诱捕李春涛等人。4月27日,李春涛被强行装进麻袋,用刺刀活活刺死并抛入汕头石炮台外海。

  为抓捕李氏兄弟,反动军警不断到刘察巷15号来抄家抓人,并到处追捕他们兄弟几人。1927年4月14日当夜,汕头的国民党反动派到我党创办的《岭东日日新闻》社去抓柯柏年等人,柯柏年当时也正在报社,当他往门外跑时被国民党兵拦住,问他是谁,他机智回答“送饭的”。柯柏年死里逃生。

  李春涛惨遭杀害,其他兄弟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纷纷逃离家乡。春霖在一次被追捕时,走投无路,逃至刘察巷李宅斜对面吕宅内,得到卧病在床的吕老太的掩护,用棉被盖起来,把他藏于背后,才逃过追捕。在得知柯柏年和堂哥李春鍏都到了上海后,春霖只身到了上海。

  蒋介石、汪精卫推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政策,无数革命志士的鲜血染红了韩江、珠江、黄浦江。1927年这一年,革命处于危难时刻,春涛大哥被杀害,李家被抄家,李春霖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为了理想和信仰,前赴后继。17岁的春霖就在这一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他在中共上海闸北区做青年工人工作和机要外交通。根据李春霖艺术表演和宣传工作的基础和专长,柯柏年介绍他到联华影片公司,与蔡楚生、郑君里、陈波儿、白杨、赵丹等明星一道,从事我党领导的左翼戏剧、电影工作。

  随着苏区扩大,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需要很多宣传文化工作干部,尤其需要戏剧工作人才。中央有关领导向左翼文化组织“八大联”中的“影联”、“剧联”提出选派优秀文化艺术干部到苏区去的要求。“影联”、“剧联”党组织进行物色人选。当时有许多人报名到苏区去。党组织经过审查,只批准了李春霖等5人去苏区。1930年,李春霖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准备了一个多月,由地方交通员护送到达,参加了红四军,被分配到军政治部工作。1931年11月,由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组建成红四方面军,原红四军军部改为红四方面军总部。李春霖在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工作,显露出卓越才华和领导能力,得到提拔和重用。他在鄂豫皖苏区、在川陕苏区,宣传工作抓得特别紧,并制定了不少措施,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在做一切工作的时候,宣传工作要打先锋,红军发展到哪里,党的宣传工作就要做到哪里,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传活动。在四川芦山县、宝兴县境内,至今留下的红四方面军石刻标语就是李春霖与廖承志、朱光、魏传统、刘瑞龙等红军书法家写的。四川雅安市发现收藏的红军油印小册子,封面刻印着“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出版(第四期),红军附刊,《张国焘同志对于时局问题的片谈》,(李春霖摘录),1932年8月8日”字样,见证了李春霖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工作的史实及其工作成果,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

  李春霖不但会搞宣传,做群众工作,而且注重帮助地方政府和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1933年,李春霖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同事一起,帮助地方政府组织军民开荒,先后派保卫局一连人,率领俘虏200人到通江钢溪大山上开荒,种黄豆、包谷等。发动群众多养家禽,办各种手工业生产工厂,发展贸易,减轻人民负担,促进苏区经济繁荣发展,因而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同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

  1931年4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派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取代曾中生的领导地位。鄂豫皖苏区中共特委书记、军委主席曾中生(上世纪80年代末被中央军委确认为36位军事家之一)能文能武,才华出众。他和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徐向前等人一起,积极领导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迅速打开了局面,红军发展到4个师近两万人,全区人口近250万人。张国焘这位“钦差大臣”到任后,全盘否定鄂豫皖苏区工作,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敌人乘机大举进攻,根据地日益缩小。1932年10月,张国焘被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盲目西进,红四方面军在鄂、川、豫、陕四省边界整整转悠了50多天,退却3千余里,无休止的行军,没有物资保障,使部队非战斗减员6千余人,几遭全军覆没之险。整个队伍怨声载道。时任12师34团团长许世友在《我在红军十年》)回忆中,对当时这种错误指挥表示强烈不满和十分担忧。

  在全军生死存亡之际,1932年12月9日晚,李春霖与曾中生、王振华、朱光、张琴秋等几位师级以上干部碰头商量,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直陈意见。张国焘表示次日召开会议,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12月10日,在陕西城固县小河口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曾中生、李春霖等红军将领对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军阀作风,个人专断,导致红四方面军大溃败进行了尖锐批评。会议呈一边倒的态势。迫于压力,张国焘不仅作出了“诚恳”的检讨,还流下了悔恨的眼泪,被迫接受曾中生、李春霖等人的正确意见。小河口会议作出了两条重要决定:一是立即组成前敌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任命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同时兼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二是向川陕前进,寻找合适地点,建立根据地。会后不久,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出敌不意,挥师川北,迅速解放了通江、南江、巴江,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小河口会议挽救了红四方面军,扭转了败局,对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李春霖等人功不可没。

  李春霖还在著名的木门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木门会议本是一次军事会议,李春霖冒死“离题”提出在原议程外增加讨论停止“肃反”议题,为抵制和纠正张国焘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张国焘一直在部队和地方中大肆“肃反”,与曾中生同时被认定为36位军事家之一的许继慎等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战员惨遭杀害。对张国焘的“肃反”,连许世友这样的猛将都感到胆战心惊:“那时一说‘反党’就不得了,杀人不敢作声,他(张国焘)以中央名义杀人,谁敢作声?谁作声,马上就被杀掉了。”为逼供指认徐向前是“改组派”、“AB团”,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也被抓起来严刑拷打,并被无辜杀害。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却不能也不敢过问。张国焘的“肃反”弄得人人自危。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停止“肃反”,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吭一声。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李春霖把个人安危生死置之度外,第一个站出来发声,质疑和反对“肃反”。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旺苍县召开木门会议。李春霖以过人的胆识,冒着杀头的危险,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身份,提议增加讨论决定军事问题以外的停止“肃反”议题。李春霖一言既出,石破天惊,得到与会多数干部的热烈响应。木门会议作出的第三项决议就是停止“肃反”。这次会议批评和遏制了张国焘滥杀滥捕红军指战员的错误,减少了内耗,稳定了军心,保存了革命力量,促进了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迅速发展壮大。

  然而,当红军在川陕根据地一站稳脚跟,张国焘就再一次进行“肃反”。张国焘借“肃反”之机,编造罪名先后逮捕和杀害了对革命忠心耿耿的红军高级干部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人。同时以“肃反”为名,进行秋后算账,在小河口会议上对他提出批评的同志,都受到报复,几乎全遭逮捕和杀害。不仅如此,张国焘还闹“独立王国”,排斥中央和白区党派来的干部,借“肃反”之名,肆意打击、杀害。他监禁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中央派来的干部廖承志,杀害了陕南特委书记杨珊和四川地下党派来的大批知识分子干部。总部侦察科长胡底,曾为党立下大功,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之一,却于1935年9月被张国焘以“日本侦探”的罪名逮捕,并被毒死。

  李春霖也不例外,他因屡屡反对“张主席”,1933年11月,张国焘撤销了他政治部秘书长的职务并对其实行关押。由于他能说善写,字写得好,蜡版刻得也好,逃过了死于张国焘枪下的劫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广州市市长、广东省委常委的朱光回忆说:长征途中,他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做法,遭到张国焘的打击报复。由于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画,张国焘才把他留下来,关在保卫局,与同时被迫害的廖承志、李春霖等人一齐押解着,白天戴着手铐行军,晚上打开手铐戴上脚镣,让他们从事油印、石印、书写标语、绘制军事地图等工作,未被杀害。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会师。在党中央的过问干预下,张国焘不得不解除对廖承志、罗世文、朱光、李春霖等人的监禁,撤销处分,恢复党籍。

  河西走廊上为人民献身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第二天,为了打通国际线路,得到苏联军事和经济援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以期夺取宁夏,再战甘肃西部,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奉中革军委之命,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万人,渡过黄河,先北进一个山地,后又西进河西走廊。李春霖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征。不久,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李春霖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他作为红军指挥员之一,在总部协助西路军首长指挥作战,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在河西走廊上,面对强敌,不怕牺牲,机智灵活,英勇作战。

  西路军在几个月的转战中,歼灭敌人2.5万人。但面对的敌军总兵力达18万,而且国民党军阀马步芳的部队多为骑兵。西路军远来疲惫,数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战19个月,且多是步兵。加上没有群众基础和后勤保障,没有人员和弹药的补充,在风沙飞扬、零下30度的恶劣天气下缺吃少穿,1937年3月在甘肃北部地区最后失败。李春霖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打至弹尽粮绝而英勇牺牲的。西路军仅存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400余人,冒死穿过祁连山冰山地带,突围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中共中央指示此时在新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陈云和滕代远接应了他们。

  李春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虽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生前历尽千辛万苦,没有任何享受;死后尸骨无存,没有坟茔,没有墓碑。柯柏年一直在寻找打听胞弟李春霖的下落,但却杳无音讯。直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柯柏年在天安门城楼上遇到刘伯承(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与朱德、张国焘一起率领左路军),问:“我的弟弟李春霖在哪里?”刘伯承说:“牺牲了。春霖在长征路上反张国焘,被关押、用刑,要不是因为蜡板刻得好,会做宣传工作,张国焘早就把他杀了。”(2011年7月28日《人民政协报》)

  李春霖反张国焘,身后却受到张国焘的牵连。由于张国焘的臭名和西路军的惨败等原因,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之前,人们对西路军的历史讳莫如深。李春霖身后没有得到应得的荣誉。然而献身于人民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983年10月15日,民政部认定李春霖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批准为革命烈士。今天,在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在兰州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甘肃抗日救亡展览馆中,李春霖的名字和事迹皆被甘肃人民铭记。这些纪念馆资料显示:李春霖,历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西路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1937年3月在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倪家营子作战中牺牲。西路军研究专家郝成铭说,“李春霖非常有才华,不仅文化程度高,写得一手好字,且工作能力十分突出。”甘肃诗人沃野更是写有七律《红西路军政治部秘书长李春霖》:“童子深忧国势衰,固将刀笔入筹帷。谏言招致囚徒运,束手耽思讨檄词。孤胆鹰扬来客土,敌兵蚁聚有根基。英魂终为斯民去,青史留名当世悲。”以之缅怀李春霖的一生。(参看李静《被遗忘的西路军魂——重走父辈西征路,耄耋老人涕泗流》,羊城晚报,2016年9月9日)

  谢觉哉夫人、老红军王定国1983年8月13日写诗赞“长征路上六君子,挥毫不倦敌胆寒”。这六君子指的是廖承志、罗世文、朱光、李春霖、徐以新和郑书。专门研究西路军历史的作者任小平在2010年10月《党史纵横》上发表的《西路军失败中蕴含的胜利因素》一文写道: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张琴秋、秦基伟……李春霖、夏云超、曾庆良、黄鹄显、黄良诚等通过种种方式为党和人民工作。他们的忠诚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承认和尊重。

作者: 
谢锦澍
来源: 
潮州日报(2017.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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