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和佛学

  张竞生是著名的性学博士,也是民国时期的“三大文妖”之一,其他两人分别是美术界的刘海粟和曲艺界的黎锦晖。三人涉足神秘的性领域禁地,一生得到辱骂不断。甚至连鲁迅都曾刻薄批评过张竞生。

  最近翻阅张竞生相关传记,却发现“三大文妖”中,张竞生早年和佛学曾有接触,载于张永久的《民国三大文妖》之第一章第五节“在革命与佛学间彷徨”,文中提及,张竞生在辛亥革命发生前后,曾在京师大学堂(后来改名“北京大学”)学习两年多,晚清的京师大学堂,远非后来的北大可比,毫无学术研究风气,学生忙于交际应酬,办学水平不高。

  关于张竞生学佛一节,《民国三大文妖》只有简短叙述:

  年轻人在人生迷茫的时候,往往容易滋生了家求佛的念头,张竞生也不例外,他说自己在京师大学堂的两年多里,除了学习法文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佛学书籍上。张竞生说他与佛学毫无缘分,“那些佛书翻来覆去地读,无非是空空色色,色色空空,白嚼话头,在我觉得讨厌。又那些翻译的字句文法,也使我头痛不易了解”。倒是因为看过一些佛书之后,张竞生感到自己需要积极入世,他并不想向佛家境界方面发展。

  据上文记叙,张竞生曾有一段时间阅读过较多佛学书籍,至于具体读了那些佛书,不太清楚。佛学博大精深,如果没有相应知识基础,初学者往往一头雾水。张竞生对佛经看着生厌,是可以理解的。有关张竞生的传记,较少深入谈论张氏学佛一事。

  值得注意的是,张竞生早年是同情辛亥革命的。他和同盟会成员如汪精卫、邹鲁等早就屡有接触。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中,精研佛学的为数不少,同盟会理论巨子章太炎,就是爱好佛学的。甚至如苏曼殊、太虚、宗仰,更是以僧人资格参加同盟会。

  张竞生早年对佛学的兴趣,可视为一时代风气使然。自清末至民国,佛学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甚至如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维新人士也多受佛学熏染。只是佛学不符合张竞生的胃口,张竞生不能从佛学中找到出路。倒是在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中,张竞生接触到一本德文版的奇书,关于女性阴户的,引发他对性学的无穷兴趣。

  张竞生和佛学越行越远,他后来留学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归国再担任北大教授。五四运动前后,他甚至和好友李大钊一起,发起“非宗教运动大同盟”,张竞生被推为主席,李大钊为执行委员,二人对一切宗教都大力反对,甚至李大钊一度想介绍张竞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竞生为何不乐于佛学?这是需要分析的。查张竞生早年求学经历,他更属新式学人。张竞生在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之前,早年在汕头的岭东同文学堂、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读过书,上述二校都是提倡新式教育的。一般来说,旧式学人受佛学影响有必然,这在清末、民国比比皆是。从张竞生成长看,将他归入新式学人更为恰当。

  查张竞生后来在北大六年所教课程,包括:行为论、逻辑学、风俗学、相对论、孔德学说、社会主义、行为论史、逻辑学史等。这些课程和传统佛学关系不大,张竞生是以新式学人身份在北大教书的。

  然而,要说张竞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根底,也是不成的。1953年,张竞生的妻子黄冠南自杀,当儿子张超拿出黄冠南亲笔写下的遗书时,张竞生老泪纵横,当即写下悼亡诗《访菊园》,这是七言绝句:

  菊萎园空枉携儿,不堪回首画楼西。

  忍抛鳏眼长开恨,教子成名望展眉。

  不能说张竞生没有旧学功底,只是张竞生的兴趣更多集中在新学、西学上。张竞生的性格和志趣,影响他对佛学的态度。

作者: 
陈雪峰
来源: 
汕头特区晚报(2016.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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