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鍏(1905—2004)

  

  李春鍏60岁

  字季颖、乳名阿贵,曾用名李金华,笔名李一它。1905年12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刘察巷15号。父亲李秀升(同盟会员)、母亲王懿德。毕业于城南小学、金山中学、上海大学。

  他是李春涛烈士的第四胞弟,从小受李春涛和柯柏年两位哥哥的影响,长大后参加革命。

  1921年至1923年在潮州金山中学读书。

  1923年8月李春鍏随哥哥李春涛去北京,与杜国庠同住地安门内慈慧殿南月牙胡同13号的“赭庐”,在北京高等补习学校读书。

  1924年1月28日,李春涛、杜国庠带着他在北京法学院参加追悼列宁大会,对他教育很大,开始倾向革命。

  1924年至1925年在北京汇文高中读书。

  1. 参加国、共两党,毕业于上海大学,见到毛泽东

  1925年暑假考进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当时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是施存统。后当选为上海大学学生会主席。1925年9月经施存统、蒋光慈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十五年度(1926年)第二学期毕业生。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这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由于李春鍏的大哥李春涛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广东省执委、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委员、宣传部长、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委员、岭东民国日报社社长。1925年底,他们想到派李春鍏代表广东汕头国民党左派潮梅特别委员会到潮安去筹备成立潮安县左派党部,为完成这一任务他由赖先声介绍加入国民党左派,到潮安筹备成立了潮安县左派党部,打垮了反动派青白花社的阴谋。

  1926年初,正当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上海大学派李春鍏、雷兴政和另外六个同学去广州,为该校募捐修建新校舍。轮船经过汕头港时停留一天,他到《岭东民国日报》社去看大哥李春涛。李春涛托弟弟春鍏把一封信带到广州交给毛泽东。李春鍏按照大哥告诉他的路线,在广州东山的一座独院房子找到毛泽东,把信交给他。毛泽东问李春鍏是什么人。他说:“我是李春涛的弟弟,到广州来向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募捐修建上海大学的新校舍。路经汕头,我大哥叫我带这封信当面交给你。”

  2. 参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暴动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赵世炎担任总指挥,解放了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政权。李春鍏当时从事学生运动,他率领上海大学同学参加了工人的起义,在闸北天通庵火车站战斗,打垮了孙传芳的部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形势十分紧张。为了安全,学联通知上海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疏散离开学校。李春鍏迁居离学校约两华里的潮州山庄。某天早晨,罗克典骑自行车10里路赶到山庄,叫他马上逃跑。说是上海警备司令部要来抓他,罗克典是蔡家桂(蔡家桂又名蔡馥生,解放后是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妹夫,罗克典是持志大学的学生,揭阳人。李春鍏立即走出山庄,他熟悉周围的道路,绕小道转进宝兴路,只见反动军队正好过去。

  4.12的那一天,蒋介石叛变革命。李春鍏的大哥李春涛(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广东省执委、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委员、宣传部长、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委员、岭东民国日报社社长)在汕头被反动派诱捕。4月27日被残酷杀害。此时李春鍏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正躲藏在堂兄李春庭家里,忽听大哥被害的消息,悲痛不已。他下定决心要为大哥报仇,他毅然离开上海携妻子许心影到武汉革命政府去找他大哥李春涛在早稻田大学的同窗战友彭湃和他在上海大学的老师张太雷,投入革命洪流。李春庭, 李春鍏的堂兄,,綢布商人,在汕头和上海法租界开“同兴祥”绸布庄。李春庭多次救助、接待共产党人,为他们安顿食宿,乔装打扮,然后用车护送他们到要去的地方。有一次他保护了六人,其中有他的堂弟柯柏年(李春蕃)、周恩来、杜国庠。

  3.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4-5月李春鍏在武汉革命政府总工会《工人日报》任编辑,与之在一起的有许甦魂(革命烈士)。后在林伯渠的革命裁判所当书记员,负责记录犯人口供。6月至7月到在农政部当科员,部长是谭平山,和彭湃的弟弟彭泽在一起。1927年7月在彭湃和张太雷的支持安排下,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分在第十一军第十师政治部。十师的师长是蔡廷锴。

  1927年8月1日凌晨两点钟起义的时候,他和营指导员王平凡在一起。(因有叛徒泄露了秘密,上级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他们这一部分与贺龙的部队并肩作战,攻打江西省政府朱培德的巢穴。起义虽获全胜,但起义军处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起义指挥总部决定南下夺取广东作为根据地,再行北伐,消灭新旧大小军阀。于是在8月3日,开始撤出南昌,并以蔡廷锴率领的第十师为前卫部队。

  蔡廷锴率领第十师于8月4日到了进贤县,8月5日早上,蔡廷锴突然宣布说:“我服从张总指挥张发奎,不去广东,我们继续往东去。……。” 李春鍏这一组的另三个人是:王平凡、胡达志、林木生,他们都是分配在第一营参加南昌起义的,他们4个不愿意往东,决定离开蔡的部队。蔡廷锴派人发给他们每人四十元不值钱的武汉钞票和一张出城的通行证。他们从北门出了进贤县城后立即转入乡村走小路,朝北行重回南昌,(一出城门朝南追赶起义部队的人遭蔡廷锴截杀)一方面逃避蔡廷锴的追兵,另一方面想办法把值点钱的东西卖掉做盘缠。卖了东西共得35块银元,胡达志和林木生要回家乡安徽和湖北去干革命,需要的钱不多,每人五元就够了。王平凡和李春鍏要去追赶起义部队,各得十二元五角。此后他们两人,再南行往广东追赶贺叶部队,沿途经历了各种危险,十多天到了广昌,找到贺龙的二十军。贺龙高兴得大笑起来,说:“来找我,找到了,那么就留在我这里,一起干革命。一个是江西人,一个是潮州人,我的部队很需要你们,两人都留下来。”他们被安排在英雄连,李春鍏当连指导员兼副连长,王平凡当营教导员。当时贺龙的二十军是主力部队,叶挺的十一军是最强的部队,英雄连是后卫部队,他们俩被安排在后卫部队。

  起义军于9月23日进入潮安县城,接着又进入汕头市。到30日下午,为接应撤退部队,指挥部从汕头派最后一列火车(车上有乘客)开往潮州。这时英雄连撤退到枫溪车站,距潮州城约十里路。连长命令火车停下来,乘客全部下车,各自散去。贺总指挥的命令:“坚守枫溪车站,到晚上十二点钟为止,然后率全体战士乘原来的火车撤住汕头!”

  为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跳下火车与敌人激战,李春鍏大腿受伤,王平凡为救助他,两人未爬上已开动的火车,掉了队。第二天天亮时他们才赶到汕头,起义军已经撤走。

  由于王平凡不会讲潮州话,危险极大。正当发愁时,遇见了澄海左派学生李典煌。李春鍏托李典煌把王带到香港,他独自步行近百里潜回家,他不敢惊动邻居,翻墙到院内,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春熙二嫂。

他的柯氏祖母吩咐全家人都要严守保密。她老人家让人搬来一只梯子,让孙儿春鍏爬上屋顶,翻过房子,到隔壁祖母的娘家(柯家)去住,由表叔柯士骞(柯炳权)陪着。伤稍好,伯母、婶母、姑姑都来了,各把没有被抄去的首饰拿出来,你一件,我一件,拿去换了30块银圆给春鍏做路费。柯炳权到汕头,找了位亲戚帮忙,同轮船公司的买办讲通,有病要去香港医治。由居住李家对门刘察巷16号吕家的捷婶连夜送出潮州城,到汕头坐船到新加坡。他在新加坡接通知,回国参加广州起义,受新加坡四海通银行资助,李典煌送他上船,由于海上风浪大,拖延了到达香港的时间。到码头接他的人是汕头崎琭学校一位姓吴的同志,吴同志告诉他,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牺牲。李春鍏强忍悲痛,张太雷是他最敬重的老师。由于白色恐怖不能回潮州,当晚就坐太古公司的轮船前往上海。


  4. 参加左联文学社团“我们社”,反对攻击鲁迅,为红色交通线工作

  1927年12月李春鍏到了上海之后,首先去拜见的人是他的老师陈望道,而后找到他的入党介绍人蒋光慈,接上组织关系。

陈望道老师让他在自己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任总务主任和英文讲师。为了安全,李春鍏改用笔名李一它。


  1928年,李春蕃(后改名柯柏年)、李春霖(改名为李少庭)、李春秋(改名为李伍),杜国庠(笔名是林伯修,大家都尊敬地称他为“杜老”)。洪伦修、戴均、李典煌、陈礼逊、杜镇奎,先后都到上海来了。

  

  李春鍏29岁摄于上海

  李春鍏是最先回到上海的人。一天他在法大马路遇到了戴均。几天之后,洪伦修和戴均过来找他,大家见面,欣喜若狂。洪伦修的笔名是洪灵菲,戴均的笔名是戴平万。

  当时大家在上海生活困难,为了维持生活,李春鍏陪杜先生到创造社去找成仿吾老师,并打听到了郁达夫的地址。郁达夫把洪灵菲写的长篇小说《流亡》交给上海现代书局出版,预支版税80元。同时,李春鍏用笔名李一它写的中篇小说《海鸥》也由郁达夫先生卖给红叶书店,预支稿费60元。成仿吾则请杜国庠把文章或译稿交给创造社出版。于是,初步困难、问题都解决了。

  由于住地分散,杜老倡议成立一个出版社,租一间临街的小商店,开设一个门市部,作为书店。一方面自己出版书籍,自己卖书。因为当年一些书店老板,出版书籍的目的是为赚钱,对于进步的文章,老板认为不能赚钱,就不要。因此,最好是自己出书,同时也有一个大家随时见面的地方。一经提出,大家叫好,一致赞成。经过讨论,决定社名为“我们社”,书店为“我们书店”,后来改为“晓山书店”。并请杜老和郁达夫老师为正副顾问,洪灵菲为社长兼主任编辑,戴平万为副编辑,李春鍏(李一它)负责出版印刷工作,李伍(同时担任党组织的内交通)在门市部居住,负责卖书和看守书店。经过选择,书店门市部设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斜对门是太阳社办的“春野书店”。这里距创造社也不远。这时是1928年5月。1930年由柯柏年、杜国庠介绍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当时左联的几个社团,如“太阳社”、“宇宙社”都反对鲁迅,认为鲁迅不够革命,惟有“我们社”,坚决不同意反鲁迅。

有一天,杨邨人以太阳社代表的身份,到“我们书店”来。这时候,“我们社”的全体成员刚好正在店后小屋里开会,研究怎样提高《我们》月刊的内容质量问题。杨邨人突然到来,他毫不客气,坐下来就说:“太阳社的同志希望我们社的同志能和太阳社合作,写文章批判鲁迅。”


  杜老听到这句话,十分愤慨地说:“我们不写文章批判鲁迅,我们在这问题上,不同你们合作。鲁迅是有正气的,是进步的,是正确的,他是五四运动的旗手,是教育家,是进步青年的导师。我们要团结他,团结他同我们一起,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杜老态度十分严肃。

  鲁迅是杜老的老朋友,在日本留学时他们就认识,鲁迅与李春涛共过事,许广平是李春涛的学生。李春鍏也不同意反鲁迅。

洪灵菲继起说:“鲁迅先生是我们的老师,他是全国闻名的名教授,我们都受到他的教育,我们坚持革命,不怕艰苦,不怕牺牲,都是鲁迅先生教育的结果。我也赞成杜老的意见,我们不同你们合作,我们不反对鲁迅。”


  戴平万说:“鲁迅是我的老师,我拥护他,我崇拜他。我赞成杜老的意见,不同你们合作。”

  “我们社”的成员都同意杜老的意见,你一言,我一语,都反对杨邨人。

  杨邨人坐着不敢说话,垂头丧气地走了。

  当时陈望道老师还筹备开办一家书店,名叫“大江书铺”。1929年至1931年,李春鍏负责“大江书铺”校对和出版印刷事务。繁重的革命工作损坏了他的健康,不幸染上肺结核。就是住院他也一样为党工作,他为哥哥李春涛报仇的决心不变。这一时期他与妻子常有纠纷,直至两人分离。1931年至1932年,李春鍏因患肺结核,大口吐血,在上海海格路红十字医院医治。出院后,养病多年,只能做一些如“发卡片”的轻工作。

  1933年至1937年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当事务员。

  当时,李春鍏几兄弟在上海大学认识广东人郭廷显,其父郭傑三是上海美孚油行的高级职员,原配生三子一女。郭廷显思想进步,他的妹妹与李春鍏相识相恋结婚。而郭廷显的两个弟弟郭廷光、郭廷阳却是在国民党上海缉私队任职。

  李春鍏的哥哥柯柏年(原名李春蕃)1928年到上海后,直接受陈云的领导,柯柏年是特科 成员。他的弟弟李春鍏、李春霖(外交通)、李伍(原名李春秋,内交通)均为红色交通线工作。为成功运药、运武器、输送人员等收集情报、传递消息。

  李春鍏的入党介绍人施存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解放后任劳动部副部长。另一个介绍人蒋光慈是上海大学的老师,左联的领导人,因反对李立三、王明的飞行集会,没有参加示威游行,1930年10月遭到开除党籍处分。1931年8月31日,蒋光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及党内“残酷斗争”两面夹击下忧愤成疾病故,年仅30岁。

  李春鍏的父亲李秀升于抗战前夕病逝家乡潮州,李春鍏带着于右任为他写的挽联,携妻郭凤鸾和小儿李魁炽回潮州奔丧,看到家中自大哥李春涛被杀后,国民党反复抄家,早已一贫如洗,父母及侄儿、侄女都在挨饿受冻,早已变卖了糖厂和好一点的家具。柯氏祖母怕他被抓,催其赶快走,他撇下妻儿,重新回到上海。

  5. 逃难, 在四川宣传抗日,与地下党联系,迎接全国解放

  1937年8月3日,日军轰炸上海,是全面抗战的开始。上海的形势很紧张,李春鍏请示哥哥柯柏年“你到四川去找李伍,你适宜当教师,可在四川宣传、教育、发动学生群众起来支持参加抗日战争。”

  李春鍏按哥哥柯柏年的指示,立即把衣物装在一个大铁箱里,即去火车站买车票,是当天晚上的车票.快要上火车的时候,人们拥挤不堪。这是逃难,谁都要快点离开上海。许多人挤上火车,还往车厢里挤去,抢位子坐,每个车厢都挤得不能再挤了,他抓住把手,站在车门处。几天前,日本飞机把松江县铁桥炸坏了。不出所料,当火车快到松江铁桥的时候,日机来了。火车停了,司机把机车开走,留下一列车厢在铁路上。他立即跳下火车,急跑到斜坡下面去卧倒。日机狂轰滥炸,震天动地。敌机飞远了,才听见哭声、骂声、哀叹声。他立即起身,走上斜坡,只见有几个车厢被炸烂了,死的伤的人很多,惨不忍睹。他随着没有受伤的人走过了松江铁桥,转乘往南京去的火车。

  到了南京下关,他立即去取托运的行李(铁箱中有所有行李和一张虎皮褥子。)车务员说:“在松江铁桥边积压了很多行李,最少要等待三、五天。”他只好舍弃行李,急忙去买了一张赴汉口的船票,翌晨开船。轮船到了汉口,就得到消息,南京下关被敌机狂轰滥炸,死伤损失惨重。

  他在汉口住在旅店等候轮船,身上只有15元,买不到船票,于是打电报给弟弟李伍(李春秋)。下午民生公司民权轮的电台负责人到旅馆来找他,说是李伍来电报,接他搭乘民权轮去重庆,住在轮船电台的舱内,可以免费。此人是李伍在上海无线电专科学校的同学,但他的名字李春鍏已经忘记了。他曾随李伍拜见过杜老,因为他的哥哥是北大毕业生,是杜老的学生。

  1937年9月李春鍏展转到了重庆,住在成渝铁路局的无线电台里面,生活十分安定。他们5兄弟参加革命,已有两人牺牲,1938年初,柯柏年帮助弟弟李伍(李春秋)去延安,不让李春鍏去。他对弟弟李伍说:“我很想到延安去,代我问柏年哥哥,是否允许我去;如果看到杜先生,代我问候他。”李伍到了延安之后,来信说,他已平安到达陕北,说柯柏年不赞成他到延安去,说他的身体不适应西北高原的气候,在四川教书最合适。又说在武汉会见了杜先生。杜先生也认为他适宜教书,住在四川很好。他知道哥哥和杜老都是为了他好,“怕他革命还未成功就先成仁”。他最后遵从杜老和柯柏年的指示,留在大后方四川,从事教育工作,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

  1938年1月到夹江,3月至1940年3月在夹江南街福音堂自办一个英语补习学校,招收高中毕业而未考上大学的青年学生。第一期(半年)结业的学生大多数考上了大学。几期后,夹江中学找到他,让他去教英文。

  1940年3月正式到夹江中学任英文教员,按当时的惯例进入学校工作就算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他很纠结,而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又需要有一份工作,最后用了李季颖这个名字重新登记为国民党,而这次登记为他后半生带来重大的灾难。

  在教学中,他向学生宣传、教育、发动他们积极支持,参加抗日的活动。并尽可能把新华日报的重要消息和社论,摘要译成英文,教学生听读。启发学生,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有时候把杜国庠讲的唯物辩证法哲学理论,用英文结合在教学中,批判唯心主义的不抵抗主义和《唯生史观》的反动性。

  1941年2月到1944年1月在乐山中学当英文教员,正值冯玉祥在乐山号召捐献飞机抗日的时候。李春鍏为了抗日,倾其所有,拿出本该寄回潮州老家供养一家老小的400元大洋,冯玉祥将军为他写了一张“天下为公”的条幅。该条幅在文革中被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红卫兵抄家抄走,至今未归还。

  1944年2月至此1945年1月到合江县立中学任教务主任、英文教员。合江中学的校长叫许恒,是他上海大学的学长。

  1945年,经上海大学同学会的介绍,李春鍏到了重庆大公职业学校,任教导主任,兼英文教师。学校办有商科,由于李春鍏认识马寅初先生。有一次他去看望马先生请教一些事,却见到杜国庠和郭沫若已在坐,真是喜出望外。郭沫若也是他大哥李春涛的朋友,曾与春涛共同撰文。这次会面郭老为春鍏写了一张条幅,内容是对韩非的评价。结果‘鍏’字写成了‘炜’字。杜老纠正说:“春鍏的‘鍏’字是金字旁,不是火字旁,应另写一张。”马老说:“鍏字康熙字典才有,很少用。” 李春鍏担心郭老累了,于是说:“鍏和炜都是一样,小的时候,祖母请瞎子算命,说我的八字缺金,所以就用‘鍏’这个字。”三位老师听了,乐得都笑起来。这一珍贵条幅在文革中也被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红卫兵抄家抄走,至今未还。

  杜国庠对李春鍏说:“……有一位民主人士说:‘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说明民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倾向共产党。你要努力做好这一宣传工作。”李春鍏决心把那位民主人士说的话写成大标语,唤醒更多的民众跟共产党走。终于一天清晨李春鍏冒着生命危险在重庆小龙坎至新桥的公路上,写出了“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两处大幅标语,完成了杜国庠交给他的这一重要的任务。

  1946年8月至10月李春鍏到省立重庆中学任教导主任、英文教员。

  1946年11月至1950年11月在西南工业专科学校任讲师。

  李春鍏的妻子焦素贞多次对子女说,李春鍏联系最多的一些地下党学生叫杨长全(音)、戴文豹。李春鍏的女儿李魁眉也对弟妹讲过,为帮一对被国民党抓捕的进步青年逃离重庆,他买飞机票成功将他们送走。

  6. 解放后教书育人,在隐蔽战线为党工作,文革落难

  重庆解放后,北京来的一位叫阿红的领导人通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寻找李春鍏,等通知到他,赶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时阿红已离开重庆。1950年10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调李春鍏到位于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任教(现在的西南大学)。由于当时英文系改俄文系,已近45岁的李春鍏只好到政教系、历史系任教,讲授近代史、马列主义和党史。他曾一度与吴宓教授共事,一起讨论如何备课。当时教师的职称是“自报公议”,1950年他在西师自报的职称是“讲师”。解放后最重要的一次调职称,由于他在外地出差而错过,1964年工资调成副教授,但那一年的规定却是“只调资不调职”,结果他到72岁1977年退休时,职称仍是讲师。

  解放后在西南师范学院,他与刘尊一、杜钢百等进步的老教师成立了西师民革支部,1953年至1955年他任西师民革支部主委,他还任过西师民革支部书记,也当过政协委员。

  在解放前夕及解放后,李春鍏除了教书育人外,他还在为国家的安全部门做隐蔽的地下工作,直到文革前夕才被告之“终止联系”。

  李春鍏40岁前是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四川教书时加入国民党,1950年到西南师范学院工作后参加民革。这一经历让他在任何一次填表时都要深挖小资产阶级思想,革命不彻底等思想。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均未触及他,但越来越左的政治运动使他深感压力,说话做事倍加小心。文革一开始,李春鍏便成为西师重点审查对象。当时抓走资派、抓叛徒成风,西师的造反派希望把他打成叛徒,派人全国去调查。在学校被关,被强迫挑粪劳动。已70的人,挑不动就被打。一次为了逼迫他交代所谓“罪行”,在教学楼前用棍棒打、用脚踢等,把李春鍏4根肋骨打断,为了活命,在妻子儿女和重庆四十四中兰永碧老师的帮助下,化妆成农民逃离学校,才算保了一条命。但由于他从未被俘过,怎么会成叛徒呢?但造反派不甘心,仍不放过他。

  1977年4月,已72岁的李春鍏被告之,由于身边无子女,学校让他退休并异地安置到山东泰安女儿处居住。和他一同被异地安置的老教师有吴宓等共5人。当子女找到人事处询问父亲李春鍏被审查长达10几年的结论,得到的回答是“还没有结论,以后有了结论会通知你们。”学校人事部门在没有给一分钱的异地安置费的情况下,将李春鍏的工资关系转到山东泰安市民政局,由泰安民政局代发。

  李春鍏到山东泰安后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一直住在子女家几十年。四人帮的垮台,国家形势的好转,极大地鼓励着他。为了提高泰安科技人员的英语水平,他又重操旧业,在科协开办了英语补习班,每课时5元。由于没有适合的教材,就自己编写了一本几十万字的英文讲义(上、下册)。他还与学生写诗自勉:

  七十五周岁与同学共勉

  人生七十不稀奇,

  要与中青相扶济;

  虚心学习新科技,

  愿为四化献毅力。

    1980年冬月

  他多次对子女说:“我见过的死人太多了,每次遇到危险时,都有人救我。能活到解放后,看到新中国成立,已经很满意了。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大哥和弟弟报了仇,我是幸运的。”的确比起他的大哥李春涛烈士、堂弟李春霖烈士,他是幸运的;比起他的老师张太雷、蒋光慈、彭湃和那些牺牲了战友:冯铿、洪灵菲等,他是有福的。

  从1950年调入西师到1977年退休,也已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27年,李春鍏是1977年4月退休的。他离开学校时把住房和家具归还学校,自己的讲义送给了青年教师。实际上,1978年3月30日组织就对他作出了“政治历史清楚”的结论。但奇怪的是这一结论只是寄到了部分子女的单位,被放进子女的档案。并没有书面或电话或口头通知到本人,也没有通知到任何一个子女。几十年中李春鍏及子女均不知道文革被审查长达十几年后的结论是什么?其子女因为父亲的这个结论,在入学入党还有升职等方面都受到影响。

  1984年2月15日,89岁高龄的李春鍏总结自己的一生写下了这样的集句:

  得福常廉祸自轻,

  坦然无愧亦无惊,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李春鍏80岁后,受胃出血病的折磨,经常住院治疗,骨瘦如柴。2004年1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李春鍏于23日(大年初二)走完了他虽有遗憾,但仍满怀希望的一生,享年99周岁。

  

   李春鍏98岁于山东泰安

  李春鍏到死也不知道文革受审查组织最后给他作了怎样的结论。2006年他的女儿专程回到西南大学找到学校人事部、组织部,要求组织查档案,弄清父亲的结论。她每年都去西南大学要求搞清结论。直到2009年上半年,接西南大学党办、校办督办科的电话告知:文革后期为李春鍏作的结论为“政治历史问题”,由于没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所以没有反可以平。为了搞清真实情况,几经周折,从学校档案馆查他的档案袋中放了一份不实材料,其上的结论是“政治历史问题”,但只有日期1976年,这个时间实际在他退休之前,并且没有公章。

  2014年5月其女找到当时办理退休时的袁明伦科长(西师人事科、组织科科长),袁说:“凡是没有学校大红公章的结论,都不是组织结论。”那李春鍏的结论是什么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直到2015年暑假,在李春鍏的小儿子的档案中查到了两份西南师范学院组织的公函,一份是李春鍏的结论是“政治历史清楚”;另一份是要从子女档案中清理退回文革中西师组织出具的不实材料。这两份公函的时间是1978年3月30日,是他退休一年组织作出的。

  在八一南昌纪念馆新馆《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中,刻有李春鍏的名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李春鍏用笔名“李一它”从事翻译和发表文章,现知道的有:

  《海鸥》由红叶书店出版。

  《食》3400字,1928.1.16载《我们》月刊创刊号

  《穷孩子》3450字,1928.6.14载《我们》月刊第2期

  《红霞女士》小说,载《泰东》第1卷第10期。

  《探狱》小说,载《泰东》第2卷第2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已是80岁的老人,看到国家政治气候日趋正常,他知道自己身体已衰老,于是动笔写下了10多万字的回忆材料,共6份:

  《辟云确是杨嗣震》1985年发表在《潮汕党史资料》第三期

  《怀念我的大哥李春涛烈士》 1987发表在《纪念李春涛同志专辑》

  《彭湃三兄弟到我家》

  《忆念我的哥哥柯柏年》

  《随贺龙叶挺进军潮汕》2003年8月发表在《老游击战士》,2007年发表在《潮州党史与党建》第3期。此文复印件收藏于南昌八一纪念馆。

  《杜国庠永远活在我心中》 1989发表在《纪念杜国庠同志诞辰100周年专辑》

  注:1.西南大学,原名西南师范学院,简称西师。

     2.上海大学,简称上大。


 

作者: 
李魁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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