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昌黎复生”美誉的郭子章

  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别号■衣生,江西泰和人。登隆庆五年(1571)辛未科进士,万历九年(1851)由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迁潮州府知府,时年39岁。四年后历任督学、参政、按察使、布政使。万历二十六年(1598)迁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兼制蜀楚军事,与湖广川贵总督李化龙合力剿平播州(今贵州遵义)杨应龙叛乱。万历三十五年(1607)告老还乡后叙功晋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衔。万历四十六年病逝于家,年76岁,谥文定。

  他为官四十馀年,宦辙所至,绰有政声。虽久在官场,但读书不辍,随地著书,著述几于汗牛,《明神宗实录》称其“文章、勋业亦烂然可观矣”,“欧阳永叔(修)之后,一人而已”。

  郭子章于万历九至十四年任潮州知府,顺治《潮州府志》言他“有文名,政尚整肃,吏畏民安。著《潮州杂纪》,补前志所未备,学者称为青螺先生。有专祠。”《郭公出身小传》说他“五年(按,实际履职时间近四年)在潮,省刑罚,薄税敛(税收),抑权贵,屏佥刑,不惟十县属吏清正惜民,而岭表十郡同寅亦何不是则是效(意为:岭南十府知府都以他为榜样而效仿)。节财爱民,奉公守法,皆不敢见短于公。正已而物正。昌黎(韩愈)化鳄暴,公殆昌黎之复生欤?及其去任而升两大中丞,潮人奔走悲号,无计挽留以遂借寇(《后汉书·寇恂传》载寇恂曾为颍川太守,后光武帝南征隗嚣,恂从行至颍川,百姓遮道谓光武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后因以“借寇”为地方上挽留官吏的典故。)。况钟守吴一十九年,民不忍释。公之深仁厚泽,其又过之乎!”

  郭子章撰写的《潮中杂记》卷六辑有“七教(文体之一。上司给下属的告谕)”“十议(文体之一。论事说理或陈述意见)”从中可印证其治潮业绩,分述如下:

  一、 明一法令 整束吏民

  《诸有司(指各部门)教四条》,语甚委婉,其实质却是知府给下属制定的“为官准则”。第一教曰:“县,指也;道府,臂也;两院(阁院与都察院),身也;朝廷,心也。”先以身体各部喻中央至地方的各级统属关系。然后“与诸贤约:本府不敢有一介之使,以混于县;县不得有一日之违,以缓于府。”(意为知府不能随便委派人去干预县令,县令要在限期内执行知府的政令)第二教曰:“昔之居官者,曰清曰宽曰勤”,“晚近之俗,趋侈淫声色,而旷达之才,不明法令,侈费财,即欲清焉得?声色费神,即欲勤焉得?法令不明,犯者盈庭,即欲宽焉得?故俭所以济清也,严法所以成宽也,远声色所以助勤也。”第三教曰:“诸有司,民之本、纲也。”本正则事理,纲举则目张。如果吏员胡作非为,百姓会“耳而目之矣(听在耳,看在目)”,虽是知府亦不敢且不能包庇。所以希望“诸有司之皆贤,而亡(无)一不肖者参其间。”第四教则引民谚曰:“命亨通,官广东。”“其甚者则有‘坐万’(家产过万)之号……此所谓‘百姓饿而奸吏富’,亦士大夫之厚羞也!”因此他要求下属“凡地方利所当兴,患所当除,疮痍未尽复,风俗未尽变,盗贼未尽夷,调停参酌……一一为本府告,本府视之,如获拱璧,当次第举而行焉。”

  在《府首领县佐以下各官教》中,针对人言地方官“官秩薄,资格卑,纵自竖立,前途不修”的论点,他谆谆告诫曰:如能自立向上,“朝廷何尝不破格大用”?如果“贪墨淫刑,纵鹰犬噬民者,能令终归去乎?何苦为掇铄金(熔化的金属)自糜手也。纵能善纯缘(能不出事,纯属侥幸),盈囊而归,亦曾见其子孙能长享不消歇乎?何苦为后人作牛马也!”在《诸役教》中,他正告衙差皂役,如能奉法,“岁给工食以食(奉养)尔父母妻子”,一不奉法,“重者军(充军)、妻为军妻(到边远军中当苦役的妻子),子为军馀(没有军籍的兵丁),邻佑(右)为解户(为官府解纳钱粮的差役,是一种苦差。按,古代当衙差,须有邻居若干人担保,衙差犯事,担保人亦须受罚)。轻者徒,身系缧■(牢房)父子不相保”。你们是“欲官乎食工食,父母妻子日相聚”好,还是要充军、坐牢,“父母妻子日相离”好?

  从上述“六教”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正是在委婉、亲切,入情入理的表述方式中,郭知府针对下属的职责、官风、官德、法制观念等等,已制订了一系列的守则。而他则率先垂范,因此才赢得了《府志》所说的“政尚整肃、吏畏民安”的清誉。

  二、 健全编制 保境安边

  官员编制健全,是施政的重要前提与基本保证。明代中后期,随着财政之匮绌,各级官员革复不常。“潮州系海边多盗之区,程乡又山寇出没之薮。自正统末以来,原设总兵一员,驻扎程乡、兴宁……嘉靖四十三年始奏移潮州”,二年后移驻广州,潮州改设参将,万历八年裁革,“移长乐之守备驻扎潮城。今守备札付信地(军队驻扎、管辖地区)止载海阳等六县,而程乡、平远二县遂无所属矣”。程乡原设总兵,现在连作为守备辖区的资格都不具备,所以郭子章认为“今日遂有五月之变(指万历十一年五月程乡贼钟大魁拥众入城劫库、出狱囚、执知县),则革参将而专恃守备之过也。”因为守备“体统不若参将之崇,弹压不若参将之威,号令不若参将之迅”。何况潮州地域比漳州、惠州大,盗穴比上二州多,漳、惠保留参将,独潮州改设守备,于理难通。因此,为使“将权隆重、事体归一,而多盗之地,得恃以无恐”,郭知府特上《请复参将议》并获准裁守备而复设参将。

  潮州府复职“原设清军、海防同知各一员,督捕、督粮通判各一员,推官一员”,万历八年裁革清军同知与督捕通判,郭知府认为“潮之多盗,甲于天下……比者山寇一发白昼劫城,此岂可以无盗目之而废捕盗官乎?”潮州广济桥每年仅盐榷可收万馀金,以往府佐五员,每人轮值一季监管桥务。裁革后,海防同知常驻澄海,推官又经常外出查盘,府佐“止(督粮)通判一员,既督粮,又督捕,又督桥,其务盖纷■不理。”但就连事务如此繁复的通判职位,潮州还因故缺员半年,以至要借调他郡之官来顶职。潮之盗、潮之粮均多于惠州,而惠之通判保留二员,“其说城莫之解”。至于县级机构,揭阳只有一县令、一典史,潮阳缺主簿,饶平缺县丞,如有寇患,县城四门还摊不到一门一官。何况揭阳县令升调,典史因大察(例行的考核)离去,“揭阳一县,寂无一官,甚至借他县官署印”。如此县衙,将如何施政?郭子章因此急上《请复通判、县佐等官议》,由于理由充分,意见多被采纳,如自万历十四年以后,潮州复设捕盗通判。(参见民国《潮州志·职官志》)               (上)

作者: 
陈贤武 曾楚楠
来源: 
潮州日报(2015.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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