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万达修长城

  作为一代军事家和政治家,明代翁万达的确不失为潮汕、乃至岭南先贤中事功最为卓著的人物之一。万历朝首辅张居正就曾对其作出了嘉靖朝边臣“仅仅推公屈一指焉”的评价。《明史·翁万达传》长达3330字(未加标点),比同朝名相、阁老,如高拱、徐阶等人的传记还长。此后,翁万达一直广被褒扬。或称之为“岭南第一名臣”,或誉之为国之“干城”。万历《广东通志·本传》更言:“明兴,司马(即兵部尚书)率用西北士,闽粤以南先后注授,独襄敏一人。”在家乡亦是妇孺皆知,近人郭泰棣在《东涯集跋》中说:“东涯公为吾潮先正。儿童妇女,皆知公名;优伶戏剧,皆演公事。”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海外潮人的足迹,其威望还远播异邦。如在泰国,他被誉为“英勇大帝”,立庙祭祀竟多达100馀处。

  翁万达(1498-1552),明揭阳鮀江里举登村(今属汕头金平区鮀浦浦镇)人。他自嘉靖五年(1526)28岁登进士,从政从军长达26个春秋,而戎马生涯就达16年之久。官至兵部尚书,隆庆年间追谥襄敏。

  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他以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保定地方军务兼理粮饷,这就是所谓三边大总制。最后还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至二十八年入掌兵部。这个时期,可说是翁万达大舒其抱负、蕴蓄的峥嵘岁月。

  在明代,“北虏”(蒙古族)与“南倭”是两大边患,尤其是“北虏”伴随明朝存在的二百馀年,对明代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宣府和大同(今属河北、山西)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在以京师为中心的北边防御中处于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紫荆控其南,长城枕其北,居庸左峙,云中右屏,内拱陵京,外制胡虏,盖屹然西北一重镇焉。东自昌镇界火焰山起,西起大同镇平远堡界止,延袤一千三百馀里。”(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而翁万达主持边务期间,正是明廷与蒙古部关系异常紧张之时,他审时度势,在宣大地区的军事防御中做出突出的贡献。

  修筑边墙(长城)是翁万达防边的一项重要举措。鉴于蒙古俺答四十年来几乎年年犯边,造成巨大损失,危及京师安全的教训,翁万达认为“驰击者彼所长,守险者我所长”,而“山川之险,险与彼共,垣堑之险,险为我专。”“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以有垣堑可凭也,修边之役,必当再举。”他根据宣大地理形势,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上疏朝廷,针对北边蒙古部南下的情况,分析了边墙在防御蒙古部南下中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盖虏之为患,犹泛滥之水,中国设守,犹障水之堤,诸堤悉成,则渐寻隙漏;诸堤未备,则先注空虚……请急增修宣府北东二路城垣”。(《请修北东二路边垣疏》)他认为:“边事继今后当无他,墙高且厚,里为敌台二,墙之外为壕,壕外为品窖。虏即来侵,必先填窖填壕,始及墙台。即妇为军,虏或不能飞度也。”(《与邹一山兄书·二》)

  由于翁万达时得到嘉靖皇帝的倚重,其主张很快得到允准。之后,翁万达“精心计,善钩校,墙堞近远,濠堑深广,曲尽其宜。”先后筑成西至山西黄河岸,东至大同府东阳河镇口台和西自宣府西阳河,历中、北二路,东抵永宁四海冶,共计1924里的边墙。

  外边边墙修筑之后,俺答诸部自独石、马营大边入犯减少,专从龙关、龙门所两腋抄近路入内为多。嘉靖二十七年(1548)、二十八年两次入犯,就是绕过独石之后,由镇安堡斜坡岭和滴水崖边口闯入直下今延庆、永宁一带的。

  鉴于此,翁万达又上奏《请城北路内塞疏》:“外边以捍北路,内险以捍京师”,“外边兼理堡塞,进可以逐北,退可以致入;内险专事提防,近以翼蔽隆永,远以系籍关南,缓急相资,战守并用。”

  于是,翁万达又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主持修筑了隆永之北,独石路南缘之间的一段边墙。这段边墙起自今赤城境内后城滴水崖,向西经雕鄂、三岔口、龙门关、前所,至大尖山与外边北行之边墙连为一体。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2001年三联书店)中算过翁万达修长城的造价:嘉靖二十五年(1546),在宣府和大同地区,每修筑城墙一英里,政府费银约6000两。即每米造价3.73两银子。黄先生的依据是《明实录·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己丑,总督宣大山西侍郎翁万达在上疏中提出的预算:“延长一百三十馀里,……添筑边墙一道……通计经费约用二十九万馀金”。

  黄先生的数据比实际造价高出2.7倍,因为他的依据是预算,而不是结算。《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五年七月甲戌:“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等,修筑大同东路之天城、阳和、开山口一带边墙一百三十八里,为堡七,为墩台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堡一带边墙六十四里,为敌台十,斩崖削坡五十里。用工止五十余日,经费视原估省九万余两。御史黄如桂核实以报。”根据结算数据计算,每米造价应为1.38两银子。

  据《明史·翁万达传》记载,翁万达随后又申请动用国库银60万两,修筑大同西路等处边墙800里。如此算来,平均每米造价为1.5两银子。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动用军队修建长城,在明朝是常见现象。

  综上所述,翁万达在大同东路和西路督建了两段长城,总共花费80万两帑银。至于收益,《明史》总结说:翁万达精于心计,墙堞之远近、壕堑之深广,曲尽其宜,寇不敢轻易进犯。墙内屯垦的士兵有时间耕牧了,边费也日益节省。从前客兵防秋,每年国库支出150多万两银子,还要添发数十万,其后减省了几乎一半。(《明史·翁万达传》)根据这个说法,长城修好之后,每年节约国库银近百万两。而翁万达未修长城之前,我们可以参照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统计。那年六七月间,俺答率部入掠山西,纵横38个州县,“杀戮男女二十馀万,牛马羊豕二百万,衣■金钱称是。焚公私庐舍八万区,蹂田禾数十万顷。”(《明史纪事本末·俺答封贡》)且不说人命值多少钱,仅算烧掉的八万所房屋,已经足够修筑大同镇的长城了。

  如果采用的是大军征讨方案:以八万人马计,每年154万粮草,加上825万运费,总计979万两银子。明朝将北部边防划为九个防区,称为“九边”或“九镇”,如果敌军大举来侵,每镇都照这么花钱,日子就没法过了。当然,825万两运费往往归入里甲之役,直接向民间摊派,无须中央财政掏钱,但这笔数字还是够惊人的。(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总之,修长城与八万大军驻屯相比,防卫效果并不差,或许还要好一些。在财政上亦很合算,比大军征讨或无城墙防卫便宜多了。

作者: 
陈贤武
来源: 
潮州日报(2015.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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