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出了两位总理的老师

  潮汕自古以来就是贸易繁盛之地,商务发达,商情畅旺,生于斯长于斯的潮人,无不以擅长经商著称。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潮汕同样也是一个人才辈出、英才荟萃的地方,素有“吾邦文献”、“岭南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自唐朝韩愈入潮为官之后,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使潮汕大地名贤辈出,先后出了赵德、许申、李士淳、辜朝荐等“潮州前、后八贤”,此外还有林大钦、翁万达、唐伯元、陈北科等等先贤,林大钦是潮州唯一的文状元,翁万达被明朝嘉靖皇帝认为文足以安邦,武足以戡乱的“岭南第一名臣”,唐伯元被《明史》称为“岭南士大夫代表”,“治行天下第一”,“理学儒宗”,其逝世之后,明朝天启皇帝追赐为“理学名卿”。而到了现代,潮人同样贤达辈出、学问广博,除国学大师饶宗颐外,还出了两位总理的老师,一位是杨遵仪,另一位便是萧灼基。

  杨遵仪:中国地层古生物学的“活字典”

  “47年前您是我的老师,今天您仍是我的老师。”“先生博学笃志,格物明德,不畏艰难,勇攀高峰,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事业。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创造精神受到地质界的广泛赞同;先生的高尚道德和优秀品质成为科技界的楷模。”“我将永远以先生为榜样,像先生那样做人、做事、做学问……”这是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杨遵仪百岁华诞时亲笔贺信的部分内容。杨遵仪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了众多的政治名人和优秀科学家,如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殷洪福院士、中国探月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等等。

  潮汕第一位清华地质系毕业生

  杨遵仪,1908年10月7日出生于揭阳洋淇寨内村一个清寒的基督教农民家庭,其父亲边务农边学西医,农忙时上田,农闲配售西药,为乡民医治一些日常小病。杨遵仪在家乡读私塾,后来就读于由英国传教士在汕头开办的华英中学。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汕头人民掀起反对英帝国主义高潮,华英中学被迫停办,为维持生计与学业,杨遵仪夜晚到一家报社当校对员,白天到汕头大中中学上课以完成中学学业。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突出,毕业后被校方聘任为该校初级英语教员,但他不甘从此结束学业,平时省吃俭用,从微薄的薪水中积蓄学费,1928年夏天,杨遵仪带着积蓄的100余块大洋坐船往上海,考入上海暨南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后又北上投考清华大学。

  由于目睹国家的千疮百孔,已经考到清华大学学习经济学的杨遵仪觉得经世济民的理想太渺茫,恰巧他的同屋程裕淇(后担任过地矿部副部长)学的是地质学,经常提到他们系在翁文灏教授主持下办得如何的不错,而毕业后“可以到处走走,到国家各地去看一看,找矿、搞调查,十分有意思。受程裕淇的影响,杨遵仪决定到地学系试试,第二年他就转到了地学系,从此踏上了地学的道路。

  当时年纪轻轻的杨遵仪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早就明白了向国际看齐的重要性,因为地层古生物的东西牵扯到国外的文章,国外人发表的东西一定要了解。为此,他选修法语,又旁听德语,同时还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打字技术。凭借扎实的英语功底,到毕业的时候,杨遵仪用英文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地质文献目录》,这是中国地质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当年这本书被北平研究院评为“1933年地质矿产研究获奖论文”。毕业后,杨遵仪留校当了两年助教。

  耶鲁大学研究院古生物学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杨遵仪在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他选择地层古生物学科。1936年夏,杨遵仪赴美进入耶鲁大学研究院,师从国际著名古生物学家舒特克教授和敦巴教授。杨遵仪在耶鲁研究院3年,通读地质学各分科名著,注重国际上地质学新理论的吸收,认真做好科学实验,了解先进的实验方法,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研究院综合考试这一关,顺利转入攻读博士学位。

  在读博期间,杨遵仪一边加选几门相关的课程攻读,一边主动与导师讨论确立专门研究题目,在导师的指导下,他深入到美国、加拿大等地进行实地考察,采集化石标本。1937到1939年暑假期间,他都放弃休息,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美国密执安州和俄亥俄州的崇山峻岭之中,采集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尤其是在内华达州查尔斯顿山区勘察了石炭的二叠系,采集到大量腕足类化石,被耶鲁大学研究院称为建院以来古生物化石的重大发现。杨遵仪以此为题材,集中精力从事论文原始材料的整理及化石鉴定,终于写成论文并通过答辩。1939年5月,杨遵仪以出色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成为该校研究地层古生物并获得这一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同时被耶鲁大学接纳为荣誉学会会员,在毕业班的宴会上,杨遵仪代表毕业班同学致答谢词。

  温家宝敬重的老师

  学业终于告一段落,杨遵仪又面临前途的选择。当时,祖国的美丽山河正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铁蹄的蹂躏,国难当头,为了对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情,尽自己一份心、一份力,他终于在1939年秋回到了祖国。

  当时为避日寇而西迁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正缺地质学系的领军人物,恰逢我国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先驱者孙云铸正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教授,他十分赞赏杨遵仪地质学的才智,立即推荐杨遵仪担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兼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翌年中大又东迁粤北坪石,杨遵仪随校碾转,继续从事教学和管理地质系、调查所事务。1942年他出于对民族兴亡的责任感,曾投笔从戎,直到抗战胜利才解甲归教。1946年8月受聘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重新回到母校清华园。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清华地质系并入北京地质学院,杨遵仪转到该院任教,先后担任该院副总务长,专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普查系和地质测量及找矿系主任。五、六十年代,北京地质学院人才辈出,成长为专家、教授的毕业生不在少数,其中不乏是院士和各级党政领导人,其中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是1960年入读地质矿产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的温家宝虽然政务繁忙,后来身居高位,但仍忘不了杨遵仪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经常登门探望。1980年,杨遵仪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3年,杨遵仪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却了他平生的夙愿。1987年秋,北京地质学院改称中国地质大学,杨遵仪一直在该校任教,从事科研活动直至退休。

  在近70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杨遵仪的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尤其是对地层古生物学中无脊椎古生物的门类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其中对腕足动物、软体动物、棘皮动物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他组织了对古生代与中生代之间生物绝灭事件的成因、二叠系与三叠系界线及其上下矿产形成规律的研究,并选择中国南方三个二叠——三叠系界线剖面作为国际候选层形,并一直领导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从而奠定了他在我国乃至国际上事件地层学上权威的学术地位。

  萧灼基:一生从教情未了

  萧灼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兼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特聘顾问。他1933年12月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潮阳棉城平东乡,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小学五年级转到汕头市区求学,先后就读于汕头聿怀中学、联合中学和第一中学。青少年时代,萧灼基勤奋学习,积极参加各项社会工作,先后担任联中和一中学生会主席、汕头市学生联合会宣传部长、汕头市第一和第二届人民代表。1953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因品学兼优于大学本科三年级时就被推荐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1959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79年6月晋升为讲师,1980年12月晋升为副教授,1985年9月晋升为教授,1986年7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

  秉承师德风范,遵循治学之道

  萧灼基曾说过,北大人才荟萃,有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著名教授和专家学者。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对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樊弘教授等十分钦佩。他们不仅治学严谨,学问深厚,其人格魅力也让他佩服。他记得刚来北大工作时,时任经济系主任是陈岱孙教授。当时,学校还未开学,他就冒昧地到陈教授家拜访。虽然事先并未与陈教授联系,也不认识,但教授听说他是经济系新来的教员,对他十分热情,详细询问他的学历专业、学习情况和研究兴趣。给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他告辞时,教授一直送他到大门口,看着他骑上自行车,并向他鞠了一躬,才返身进家门。陈教授当时约60岁,在中国经济学界威望很高,而萧灼基当时还只是个刚毕业的学生,陈教授的态度,使他非常感动。萧灼基说,这么多年来,这一幕一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有一天,如果自己也变成老专家、老教授,会怎样对待年轻一辈,他时常提醒自己,老师对年轻人的态度会影响年轻人一辈子。这么多年以来,萧灼基一直秉承师德风范,每当学生或学术界年轻朋友第一次来他家,他总是亲自送他们出门,并跟学生告别后才回家。萧灼基认为,教师不仅是教给学生知识,而且是用自己的品格、精神去教化学生和塑造学生的心灵。

  和“第一”有缘

  “两权分离理论”是萧灼基最早提出来的,那还是在1981年,他就敢为天下先,大胆地主张要按商品经济原则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经营权)归企业。后来萧灼基曾说过,这个思想他是从《资本论》中吸取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借贷资本时就是这么写的,他的这一理论成果获得了1984年颁发的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商品经济在我国长期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异己力量”,价值规律则是“洪水猛兽”,许多人对发展商品经济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在改革开放这一场实际上是市场取向的革命中,萧灼基又勇闯禁区,早在1986年,他就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本质特征就是商品经济,市场调节是主要机制,国家对经济宏观控制的主要手段是经济手段。到后来,萧灼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已到全面丰富的境界,他无比欣喜地看到中共十四大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十五大更进一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正是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

  萧灼基还最早提出长期稳定物价不符合市场供求规律的观点,认为有升有降是物价运动的必然趋势,因此他主张放开物价,由市场供求调节物价,后来又在所有制改革理论上有所突破,他指出所有制是手段不是目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通过公平竞争来实现,加快金融改革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

  萧灼基还是大陆第一批接受台湾记者采访的经济学家,当时面对台湾记者五花八门的问题时,萧灼基不卑不亢,摆事实,讲道理,口若悬河,颇有诸葛孔明舌战群儒之风。1992年10月,萧灼基又成为大陆第一位访台的经济学教授。1995年3月,他再次访台,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海峡两岸经济贸易研讨会”。

  指导李克强挑战诺奖获得者

  作为中国首任经济学博士出身的总理李克强,求学时师从过两位改革派经济学家,其中一位便是萧灼基。

  李克强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便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其指导老师便是萧灼基。后来,李克强有篇论文的名字叫《试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这便是萧灼基给他所出的题目,李克强曾回忆到,当时萧灼基老师问我们,你们谁来写这篇论文,挑战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

  “二元结构”说的是发展中国家必然是发达城市和落后农村并存的发展结构,刘易斯因为清楚地论述了二元结构获得了诺贝尔奖,而萧灼基当时认为中国经济学者有能力挑战挑战二元结构说。其实李克强在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这个课题,他从学生时代就有了这方面的思考,甚至可以追溯到在凤阳插队的时候,而萧灼基所出的题目恰恰符合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优秀硕士生。

  如果说,经济学家的重头戏就是发现新观点,那么超前可以说是萧灼基经济思想的最大特色,他把自己切入时代前沿,充分表现出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探求真理而奋不顾身的登山历险精神。萧灼基曾讲,有人说他是“以快取胜”,其实他是“以新取胜”,要的就是新观点。他说过,改革是大势所趋,一定能达到目标,但不能盲目乐观,要看到路还长,要花大力量去克服困难。萧灼基多年一直沉思着他的经济学,并付诸实践。“萧灼基的兴奋点都在经济学上”,这是他的夫人对他的评价。

 

作者: 
罗堃
来源: 
新西兰林爽女士供稿
浏览次数: 
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