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尽职守办大事的柯松坡

  柯松坡(1855-1925),原名欣荣,字君锡,别号松坡,海阳枫溪(今潮州枫溪)人。

  据1979年香港“柯永锡堂”再版的《愚叟诗存》中的《荣禄大夫松坡观察先生家传》(下称《家传》)记载:“柯松坡少年卓异洒脱,20左右岁通过府、县学的考试,补选为博士弟子员(俗称秀才),但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认为自己要有所作为;不久,柯松坡按照朝廷纳资捐官的规例,取得六部的郎官职务。”“光绪二年(1876),柯松坡被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派到海运局帮助办理永定河工事,因为他的政绩突出,随之又被任命为天津府代理知府。过了不久,又被举荐为天津道的代理道台,因为他很有才干,被荐举为道台。”其主要政绩为:

  襄办永定河工事

  永定河是一条河道迁徙无定、善淤善决的河流,向有“小黄河”、“无定河”的别称。康熙三十七年(1698),朝廷发帑在卢沟桥以下至狼城河口两岸修筑大堤,疏浚河道,康熙帝赐名“永定河”,寓有此河长久安澜之意。后来的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均曾大规模治理。但由于永定河水含沙量大,没有入海口,河水夹带的泥沙不能排入大海。以至下口淤塞,河道浅梗。同治十年(1871)河底淤高已与龙骨平。至十二年七月二十日,永定河决堤,隔年(1874)才匆忙修复。为了比较彻底地治理永定河的水患,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选派柯松坡到海运局协办治理永定河的具体事务。柯松坡不负李鸿章所望,在一年之内,对永定河堤的中段和下段堤体中间的龙骨进行全面的加固和增高,同时也疏浚了下游的河道,使永定河得到比较彻底的治理。由于柯松坡修永定河“咸著成绩”,故“顷之试守天津府,进摄天津道篆,以能称,保升道员。”

  查办闽粤“荷人招工案”

  据《愚叟诗存》记:“光绪(1875-1907)中叶,荷人招工案发,事关国际,下通商大臣。文忠(李鸿章谥号‘文忠’)既才先生,则委先生驰办焉。”

  19世纪下半叶,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为实现资本输出,更多地掠夺南洋财富,深感南洋各国劳动力匮乏,希望用华人去补充。为此,欧洲列强强迫清政府承认他们来华招工的权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人被大量招往南洋做苦工。

  由于“荷人招工案”涉及我国劳工的权益和清廷的外交,查办闽粤“荷人招工案”事关国际关系,需有得力人选,时任通商大臣李鸿章十分赏识柯松坡的才干,遂派他前往处理这个案件。 

  柯松坡经仔细斟查得知厦门、汕头一些不法奸商利用荷人在“南洋购华工”的“合法性”且为贩卖华工高额利润所吸引,乃在厦门和汕头两地密设招工点,以高收入的劳务报酬为幌子,利用华工要到南洋谋生的心理,诱骗他们上钩。人贩子把华工隐藏起来,用隐语称华工叫做“青柑”、“猪仔”。经偷渡到了海外,人贩子把这些华工拘禁起来,并按劳工身体的健壮情况定价出卖,就好似在市场上贩卖猪仔一样。那些被卖到异国当苦力的华工,生活在山林间湿热蒸郁的恶劣环境,受到残酷的驱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每年因为生病或因折磨致死的华工就有几百至近千人。

  柯松坡调查清楚之后,严惩主使的人,勒令他们归回贩卖的人口,结果有几百人被送回国,并发出告示,严令禁止“卖猪仔”的行为。但有一些人因生传染病或其它原因不能回归,因为牵涉到外交上的关系,柯松坡因此未敢苛细强求。

  恪尽职守办实事

  柯松坡处理“荷人招工案”后,又被朝廷派往调查“开平矿伤东陵龙脉”的问题。

  “开平矿务局”于光绪四年(1878)六月在直隶(今河北)唐山开平镇正式成立。光绪七年(1881)正式投产。当年产煤三千六百余吨,次年增至三万八千吨,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更增至七十三万吨。光绪十五年(1889)还陆续购买了一批运煤船,往来于天津、牛庄、烟台等地。在塘沽、天津、上海、牛庄等港口,设有专用码头和堆栈。该局产煤主要供应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也大量销售市场,获利甚厚。到十九世纪末,总资产已近六百万两,是洋务派所办采矿业中成效最著者。

  但是清廷中一些保守派为极力否定洋务派的政绩,多次上疏说,开平煤矿的开采伤了皇陵的龙脉,所以应该停办。朝廷的决策者对此也抱怀疑态度,但因煤矿获利甚厚,为慎重起见,委派柯松坡前往勘查。柯松坡经过考察,派人把煤矿与皇陵的地图绘制出来,从中说明了皇陵与开平煤矿的地理位置互不关联,其实是阻止煤矿开采的人不明情况,他们的说法只是一种迷信的观念。如果停止开平矿的开采,朝廷将受到很大的经济损失。由于柯松坡的调查报告说得有理有据,说服了朝廷的当权者,开平矿务才得以保住。

  柯松坡的办事能力不但受到时任中堂李鸿章的青睐,就是后来接替中堂的荣禄也十分看重他。1898年9月荣禄任军机大臣,管理兵部并节制北洋各军。不久,荣禄委派柯松坡到北洋海军营务处(增募军队,负责军营行政。)重建海军。翌年,重建后的北洋舰队初具规模,柯松坡受到了朝廷的表彰。随后,朝廷又派柯松坡督办直隶厘务局(相当今河北掌管财政的部门),柯松坡到任后,极力破除厘务局久积的弊病,使所徵的厘税收入倍增。

  不久,慈禧太后被一些臣工所迷惑,要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开战,但柯松坡以为朝廷如果与洋人开战,将造成严重的损失。为此,柯松坡打报告给上司陈说利害关系,请求朝廷不能与洋人宣战,更不能利用盲目排外的义和团。但慈禧太后一意孤行,严厉地处罚了那些劝阻与洋人开战的大臣。事情出现了不好的征兆,柯松坡只好向朝廷请假回家省亲。假期将近结束,由于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柯松坡看到世务动荡不安,于是向朝廷请求致仕(退休)。因为柯松坡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在朝中享有盛誉,时任闽浙总督的许应■闻知在家休假的柯松坡请求致仕后,经朝廷同意,多次发出紧急公函,调令柯松坡至闽协助他的工作,柯松坡也只好听从调令上任。那时正是“辛丑条约(1901)”签订后,各省都要分担清政府对联军各国的赔偿款。但闽地贫瘠,税赋很少,地方政府为了上交赔款,只能增收其他税赋来补充收入,这对那些贫苦百姓无异于雪上添霜,很多人根本无法生活。为了减少当地贫民的税负,柯松坡请示朝廷设立了一个称为“济用局”的资金管理机构,把要收取的杂税归坐商承担,这样既直接减轻了贫民的压力,又有利于行政上的管理。

  倡办海阳县柯氏崇礼高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是大清皇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日,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6人会衔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面对如此众多位高权重大臣的意见,清廷同月即谕令从1906年开始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开始南方各省的官吏,以没有钱为借口抵制办学,甚至有的想要把僧寺的寺产作为办校经费,一度引起了佛教界的恐慌。

  此时的柯松坡,因为母亲去世在家守孝。为了响应朝廷兴办学校之命,他克服重重阻力,动员自己的儿子、说服家族的兄弟及侄儿,将家族的嗣礼公祠址改建为学堂,取名“海阳(潮安)县柯氏崇礼高小学堂”(1988年定名“崇礼中学”至今)。学校于光绪三十一年兴工,翌年二月开学,可谓开风气之先。正如郑国潘先生《似园文存·柯松坡先生家传》中所称许者:“潮人言办学者推先河焉。”

  学校自创办至今110年,虽抗战时曾毁于战火,但战后仍由柯氏族人重建。解放后,校舍渐敝;一九九0年,柯松坡先生旅港之子柯光寰先生与三女柯紫蓉女士慨然捐资,重建崇礼中学;柯光寰先生之婿林希炎先生则襄其事,并与公子林旭钧先生倡设奖教奖学基金。柯松坡先生三代兴学育才之善举,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深得梓里乡亲之称颂,枫溪镇政府也为之勒石作记。

作者: 
林泽茂
来源: 
潮州日报(2014.11.18)
浏览次数: 
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