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薰和他的"泰昌行"

黄友薰在故乡珠浦的故居

香港汕头街

    自明代以来,潮汕人为了拓展生存空间,纷纷乘坐红头船到海外“过番”,在汕头开埠前后达到高峰,他们在异域他乡,奋力拼搏,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奇迹;他们始终心系家乡,血浓于水,乡土情谊举世赞叹,“潮汕人”成为一道世人瞩目的人文景观。潮侨的创业史是一部光辉的史册,无数的潮人才俊在广阔的人生舞台纵横捭阖,江山代有才人出,为史册增光添彩。

    这里要说到我的乡贤前辈黄友薰。

    19世纪中叶,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香港岛被英国侵略者所宰割和控制,经济命脉捏于“日不落帝国”之手。但有一个人偏不服输!一个潮汕人——黄友薰在香江白手起家,在洋人资本的层层包围中,竖起民族资本“泰昌行”的旗号,与洋商平分天下,“番仔渣甸,唐人泰昌”,成就辉煌,轰动海内外,让华人挺起了脊梁。

    黄友薰生于濠江珠浦,幼年命运极为坎坷。6岁,是在父亲跟前绕膝的年纪,但他的父亲因病撒手而去了;9岁,正是最渴望母爱的年龄,但他的母亲在厄运的打击下也离开了他。同年,他的祖父又在澳门病故。家门突遭如此变故,如晴天霹雳,使这个家庭迅速败落,连起码的生活都不能正常维持,祖父和父亲在澳门开设的贸易行因群龙无首而不得不关门清结。幼小的黄友薰依靠祖母一把泪一把汗抚养,咬着牙一天天挺过去。苦难是一笔财富,他比其他孩子多了一份开拓进取的志气。

    1825年,年仅14岁的黄友薰毅然辞别祖母到香港谋生。

    当时香港尚不繁华,居民也不多,黄友薰举目无亲,人地生疏,他自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决心自己讨生活。他先到小餐馆洗碗打杂,混口饭吃,安顿下来。在日常招呼接待顾客中,他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小商人和工人因在港口赶时间忙于装运货物和处理事务而常常无暇到小吃店用餐。他灵机一动:我就给他们送快餐!当时市面有一种价格低廉的“咸煎饼”(现在称为“韩信饼”),机灵的黄友薰便到饼店购买咸煎饼送到码头兜售。此举很受欢迎,工人们可以边吃饼边干活,两不耽误。因此黄友薰的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他起早贪黑,不辞劳苦,省吃俭用,利虽小靠多销,渐渐地有了一些小积蓄。

    有了本钱之后,黄友薰想,老是代销咸煎饼,毕竟利润有限。于是,他租了一个铺间,自己烤制煎饼,另雇小工到码头各处推销,黄友薰也当上了小老板。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积贫积弱的清王朝在列强的坚船利炮胁迫下,开始了丧权辱国的梦魇。香港,在一纸屈辱的《南京条约》中被宰割,离开了中华民族的母体,落入了英夷的手中。很快,英资公司迅速进入香港,把持着香港的经济命脉,英国殖民者以香港为商业基地,向中国内地进行商业侵占和殖民性掠夺。香港的“民生事业”基本上都在渣甸的控制之下,中国人被视为“下等公民”,是被英商雇用的苦力和差役,地位非常低下。

    这样残酷的现实,让年轻的黄友薰心如火焚,难道中国人就该这样屈辱地求生存,任人宰割吗?一个计划在黄友薰的深思熟虑中形成了。

    在当时,大陆东南沿海的粮食生产不能自给,如果碰到台风和旱涝灾害,更是饿殍遍野,香港也经常出现米荒。而东南亚各国却盛产大米且质优价廉,大米的加工销售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商业利润。更重要的是,洋人资本尚没有投资掌控这个领域,应该抢在洋人的嗅觉之前把这个行业做起来。

    说干就干,黄友薰只身来到盛产大米的泰国、越南等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市场调查,交朋友,拉业务,联络合作伙伴。前期工作做足之后,他回到香港,毅然把饼店出售,倾其多年的积蓄在靠近港口的黄金地段开了一个米行,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商号“泰昌行”。由于黄友薰熟谙商业运作,精于经营,客户合作关系牢固,更由于这是香港首家成规模的华人资本商行,民族的自尊和自强让在港华人心拧一处,“泰昌行”得到了当地同胞的鼎力扶持,生意蒸蒸日上。经过五六年的不懈努力,“泰昌行”经济实力大增,基本上控制了香港地区整个粮食行业的运转,让洋人刮目相看。展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也让黄友薰深深地认识到,一项事业的成功,个人能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和”,特别是在香港这个英国人的殖民地,潮人之间的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

    黄友薰的事业远不止于此,他要在洋人的手中夺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加大原始积累和全方位扩充。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泰昌行”辖下的货栈、仓储、码头等遍及香港、澳门等地,同时,他瞄准机会,把资金投向物业、房产和运输产业,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泰昌行”名震一方,成为东南亚经济产业界的旗舰。原“泰昌行”所处的老街,整条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门店、房产均为黄友薰所并购。1850年起,港英当局不得不把这街命名为“泰昌街”。维多利亚港天天有“泰昌行”的商船停靠。笔者最近去过“泰昌行”的旧址,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泰昌街现已被新的街区所取代,上世纪70年代更名为“汕头街”,该街目前仍存一些遗迹,让人回顾这段光荣的历史,一些老辈的香港人说起“泰昌街”,仍眉飞色舞,自豪溢于言表。

    如日中天的“泰昌行”成为华人的骄傲。当时,香港流传着“番仔渣甸,唐人泰昌”的民谚,折射了这两家大商行旗鼓相当的雄厚财力。

    黄友薰,成为当时华南经济界的风云人物。

    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黄友薰,深感教育的重要性,无时无刻不关心家乡潮汕的教育。历年省城会考,潮汕举子凡欲赴省城考试,必会途经香港。因此,黄友薰特地在香港设置接待的馆驿,专门接济和款待学子们,免费提供食宿,并赠送盘缠。他先后无私地资助过一百多名举子,其中不少人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黄友薰的故乡情非常深厚,父老乡亲、街坊邻里之间谁有什么困难,他总是慷慨相助。黄友薰十分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他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拨一笔巨资到家乡建乡学,请潮汕地区最有名的大儒到珠浦任教,培养人才;还在家乡润德巷祖屋建造了“高轩书斋”,刻上自撰的对联,“高屋先人修身克己惟积德,轩墅留芳待人接物在存仁”。并制定了处世家训:“诚以待人,勤以持家,尊师重教,孝养双亲,开拓进取,热心助人,爱惜物品,常怀感恩”,让子子孙孙在诗礼传家中自强不息、发扬光大。

作者: 
陈坤达
来源: 
汕头特区晚报(2014.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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